为何伊朗对海底光缆的威胁可能成为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

伊朗已经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扼住了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然而，当外界目光大多聚焦于被困的油轮时，其水下还潜藏着另一个压力点：全球海底互联网光缆网络的一个关键部分。

伊朗官员和与国家有关联的媒体最近提出一项计划，拟向谷歌 (Google)、Meta、微软 (Microsoft) 和亚马逊 (Amazon) 等大型科技公司以及海底光缆运营商每年征收数十亿美元的过境费，以使用经由中东连接欧亚的海底光缆。与伊斯兰革命卫队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 有关的媒体还发出含蓄威胁，称如果德黑兰方面无法如愿，这些光纤电缆可能会遭到破坏。

一些伊朗领导人甚至更进一步，建议除了向光缆运营商征税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可以监控数据流量本身，从而获取云服务和金融信息，包括至关重要的 Swift 系统——全球大多数银行赖以收发金融交易的平台。

伊朗的这些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夸大其词。伊朗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向光缆运营商征收费用。即使全球数据公司愿意支付，也无法做到，因为它们都受到美国对伊朗制裁制度的约束。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中东地区还是区外国家，都不会容忍伊朗采取此类措施。

尽管如此，伊朗的威胁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提醒我们世界多年来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安全问题。全球经济以及世界对未来繁荣的大部分希望，都依赖于快速、安全和高效的数据传输。

数万亿美元正涌入正在上市的人工智能公司，这些公司都承诺通过更好地利用技术来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所有这些承诺反过来又依赖于连接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光缆网络的巨大扩展。一旦中断，将影响数十亿用户以及从在线游戏到金融服务和军事通信等各种活动。

尽管存在数字灾难的风险，但这些光缆大多铺设在海床和洋底，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海底光缆是那种既不可或缺又极其脆弱的基础设施的典型案例。

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与新加坡的渊源

19世纪上半叶电报的发明改变了世界经济，也改变了战争。电报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欧洲各帝国得以管理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在电报出现之前，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殖民宗主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将信息单向传递给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电报普及后，这项任务缩短至几个小时内即可完成。

然而，尽管承载电报电脉冲的电线杆和铜线网很快出现在欧洲和北美的每一个工业化国家，但这些电线在海水中却无法使用，因此连接各大洲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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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革命性的通信解决方案出现了。当时，驻新加坡的英国军医 William Montgomerie 发现，当地一种树的树脂具备为水下电线绝缘所需的所有特性：它具有生物惰性、高延展性，并且能隔绝电流。这就是所谓的“古塔胶”(gutta-percha)，这种乳胶很快被用作所有海底电缆的标准绝缘体。大量古塔胶通过新加坡港口出口，新加坡人为海底光缆的问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尽管如今这段历史已基本被遗忘。

到20世纪之交，全球有超过20万公里的水下电缆横跨大洋。当时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是英国，因此英国公司拥有全球55%的光缆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紧随其后的是拥有20%份额的美国公司，法国和德国则各占约10%。

官方而言，这些公司都是私营实体。但实际上，英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将这些光缆视为国家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证据就已出现。英国动用特制的船只，切断了其德国对手所有的海底光缆。这迫使德国人转向使用无线电传输信号，而英国人则可以轻易地拦截和破译这些信号。

正是其中一份被截获的德国电报，在1917年给了英国一个机会，说服美国加入对德战争。

英国在20世纪上半叶所做的事情，美国人在世纪的下半叶继续进行。在1971年冷战高峰期，美国海军部队的潜水员潜入面向日本的鄂霍次克海深处，在一条苏联通信电缆上安装了窃听器。这次代号为“常春藤之钟”(Operation Ivy Bells) 的行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为美国军事策划者提供了大量关于俄罗斯核打击程序的机密信息。

今天的​​光纤电缆使用光而非电脉冲，以更高的速度传输更大量的数据，与过去的电缆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面临的安全问题却惊人地相似。

世界光缆网络或许仍是一项商业事业，但它同时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在战争时期，甚至在第一枪打响之前，各国都会试图切断敌人对数据光缆的访问。而且，尽管大多数光缆都埋在海床上，但它们从未远离情报机构和军事策划者的视线。

新的数据战线

目前全球约有600个光缆网络在运营，总长度约160万公里，其中最密集的网络横跨北美与欧洲之间的大西洋，以及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太平洋。大多数光缆沿用了旧时电报电缆的路径。然而，保护它们的不过是深度、隐蔽性以及一部国际法——正如一位官员曾经精辟地指出的那样，这部法律仍然“像这些光缆所在的海底深处一样，浑浊不清”。

让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光缆的分布并不均匀。它们集中通过少数几个狭窄的通道，因此对手可以同时损坏多条光缆。红海就是这个问题的典型案例。2024年2月，英国籍船只“鲁比马尔号”(Rubymar) 在也门被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击中后，拖着已抛下的船锚漂流，损坏了三条主要光缆，导致亚洲、欧洲和中东之间四分之一的互联网流量中断。

位于欧洲北部通道的波罗的海地理环境更为狭窄。它只能通过三个狭窄的咽喉要道进入，而所有主要光缆目前都经过这些要道。台湾面临的风险也同样存在这种关键的结构性限制。其15条国际光缆仅在主岛的三个登陆点终止。

光缆一直都在被意外损坏，通常是渔船所为。但一些近期更可疑的“事故”发生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节点上，这一点也并不令人意外。

自2023年10月以来，波罗的海至少有13条光缆以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遭到损坏：一艘船龄老旧、所有权不透明的船只——通常是“影子船队”的油轮或与俄罗斯有关联的悬挂中国国旗的散货船——在海床上拖着船锚行进数十甚至数百公里，切断其经过的一切线路。

以下仅为几个例子：“新新北极熊号”(Newnew Polar Bear)——一艘香港注册的集装箱船——于2023年10月撞上光缆；“亿鹏3号”(Yi Peng 3)，一艘由中国宁波公司拥有的散货船，在2024年11月拖着船锚行进了约300公里，切断了两条光缆连接；“Eagle S号”，一艘悬挂库克群岛旗帜、与俄罗斯石油运输有关的油轮，损坏了四条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数据光缆；以及在2026年1月，波罗的海的另一条电信光缆被切断。

俄罗斯的参与很容易解释，但中国船只参与此类行动的原因仍然是个谜。一些欧洲人将其归因于所谓的中国希望帮助俄罗斯，而另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只是在欧洲演练他们计划在冲突中对台湾采取的行动。

我们也不应低估这种骚扰行为作为未来冲突预演的作用。每一次“意外”的光缆切断，都是一次低成本的测试，用以检验对手探测、归因和恢复连接的速度，例如，这可以为中国封锁台湾提供有用的参考。

无论如何，我们无需成为伟大的战略家就能明白，在任何未来的冲突中，剥夺对手处理从金融交易到最基本通信的能力，都将是首要任务。

做得太少，过于胆怯

可以做些什么呢？一个选项是加强执法。损坏光缆的船只可以被扣押，其船东和船员应被追究责任。然而，罪责的证据通常在法庭上站不住脚。在欧洲，大多数因损坏光缆而被捕的人最终都因起诉失败而未被定罪。

台湾在2023年修订了其《电信管理法》，专门将损坏光缆定为刑事犯罪，这为台湾的检察官提供了欧洲方面所缺乏的法律依据。尽管如此，法律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主导的行动是无效的。

由美国领导的欧洲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于2025年启动了其“波罗的海哨兵”演习，旨在加强对欧洲大陆基础设施的保护。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则在2月5日公布了一项价值3.47亿欧元（约合5.158亿新元）的海底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这是迄今为止欧盟在光缆保护方面最大的一笔投资。

与此同时，5月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宣布了一个联合项目，旨在开发无人驾驶水下航行器，实际上就是“无人机潜艇”。这些设备将用于反水雷和电子战，但也可以为海底光缆提供持续保护。

然而，一个连贯的光缆保护战略需要做的远不止这些。它必须提供额外的连接容量以替代被切断的光缆——即所谓的“冗余”——并且还需要商业公司与政府之间建立新的合伙业务。

在一个代号为“Heist”的计划下，北约正在测试在紧急情况下是否能将光缆数据流重新路由到卫星。一个原型系统预计将于2026年底完成。

问题在于，用于创建这种通信冗余的资源仍然很少，而且卫星通信提供的速度远慢于光缆。因此，正在创建的额外冗余很可能将专用于必要的政府通信，而非面向普罗大众。

但是，除非与业界建立新的合伙业务，否则收效甚微。私营光缆运营商和科技巨头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其光缆性能以及被切断的时间和地点的数据。这些数据大部分来自大多数光缆中包含的额外、所谓的“暗光纤”。它们不承载互联网流量，而是被光缆运营商用作传感器，以探测附近的移动或断裂。

问题在于，公司仍然非常不愿意公布这些数据，部分原因是希望保护其商业声誉，部分原因是希望避免政府施压，要求它们为保护网络做更多工作。如果要保护光缆网络，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

在此之前，对海底光缆的威胁将持续存在。而且，即使伊朗无法向海湾地区的光缆运营商征税，他们也可能干扰任何现有光缆的维护和修理工作。

与此同时，海湾地区所有现有光缆的维护工作都由一家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专业公司负责，该公司运营着一支由五艘专业船只组成的船队，而目前只有一艘船在海湾地区。

这就是世界与这个全球最大关键能源枢纽之一的连接所面临的惊人现实。《海峡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