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行动亟需重启，COP31为此提供了关键窗口

几个世纪以来，世人已经认识到，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真理。然而，当变化来临时，我们的本能反应却是抗拒它。气候变化也不例外。

面对日益上升的气温，国际社会试图阻止这一变化：放弃化石燃料，加速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并推动向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全面转型。

大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得以建立，能源效率得到提升，各经济体也日益采纳低碳发展路径。然而，气候并未稳定下来。在最近的夏季，巴黎民众为了躲避酷暑甚至跳入运河。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抗拒变化是行不通的。新加坡在应对自身局限，并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中蓬勃发展的成功经验，凸显了如何驾驭变化。

这个城市国家没有试图改变现实——无论是炎热潮湿的气候、水资源短缺，还是缺乏腹地——而是制定战略，积极适应和调整，以确保取得成功。

在全球热衷于为全球变暖“踩刹车”的过程中，世界高估了大规模开发清洁能源的能力，却低估了取代煤炭和碳氢化合物的复杂性。

从历史上看，能源转型从来不是由外交谈判、政策压力或财务激励驱动的。它们的发生，是因为新技术提供了更卓越的便利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在英国，煤炭和蒸汽取代马匹并非因为皇室法令。同样，电力和汽油的普及也是因为其根本的经济逻辑极具说服力。

然而，我们并未从这些转型中吸取教训。相反，我们试图通过在历届缔约方大会(COP)上不断膨胀的雄心、高调的激进主义以及通过贸易和其他政策施加的同行压力来策划一场变革。

三大全球集体制约因素

这种方法遇到了三个全球性的集体制约因素，这些因素是花言巧语或纯粹的雄心壮志都难以轻易克服的。

第一个制约因素是资金。气候行动所需的数万亿美元资金根本没有到位。“从十亿到万亿”至今仍是一个口号。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财务机制并未实现规模化。即使某种全球性的“魔法”突然释放出数万亿美元，世界也缺乏可行的项目渠道来吸收这些资本。

其次，气候疲劳已成为现实。尽管叙事从“全球变暖”转向“气候变化”拓宽了议程，但其核心重点仍然是碳排放。

场面变得越来越宏大：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届缔约方大会(COP1)上，代表各国（技术上称为缔约方）的代表人数为三位数；到第二十八届缔约方大会(COP28)时，这一数字增长了近70倍。

然而，像“公正能源转型合伙业务”和煤电厂提前退役等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令人感觉良好的故事。邻国印度尼西亚取消Cirebon-1号（一座660兆瓦的燃煤电厂）退役计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三个制约因素是能源优先。全球能源需求正在蓬勃增长。电气化正在工业、家庭和交通领域普及。人工智能和迅速发展的数据中心正推动电力需求急剧上升。

适应更高的气温将进一步给电网带来压力。当需求激增时，没有人在乎电力是来自煤炭、柴油还是船用燃料——人们只关心灯是否亮着。

如果电力供应频繁中断，政府可能会垮台。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现在竞相成为“电力国家”的原因。

这三个制约因素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全球气候战略。我们必须现实一些。煤炭和碳氢化合物短期内不会消失。能源需求将大幅增长。

当务之急应该是在保留传统资产的同时，大规模增加更清洁的能源来源，而不是制造政策摩擦来扰乱传统能源供应。

一座超超临界火电厂的局部生态系统和安全风险，通常低于高影响力的水电开发项目。如果电网要保持韧性，必须依赖多种能源，那么核能就不应再被排斥。

鉴于全球气候资金有限，UNFCCC应将其现有资源用于支持科技创新。

这些技术将帮助我们生产充足的绿色能源；帮助我们处理未来几十年将被废弃的数百万块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叶片；并提供更高效的碳捕捉技术，或彻底淘汰面板的钙钛矿太阳能解决方案。

缔约方大会(COP)需要重新设计，以加强其技术机制，支持各国根据其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采取行动，并减少公开的戏剧化表演。

最后，单一地关注碳排放是行不通的。外交谈判无法抑制增长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日益膨胀的能源需求，也无法控制将数十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的野火。

像西西弗斯一样——不断地将同一块巨石推上山——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例如，处理农业中的甲烷可能很困难，但石油和汽油生产中的燃除可以被快速、低成本地制止。这有可能在十年左右为地球降温，而不是处理二氧化碳所需的一个多世纪。

随着各国日益转向新的ESG——即经济（economy）、安全（security）和地缘政治（geopolitics），而非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视角来保护和推进其优先事项，世界似乎更倾向于采取现实的选择。

下一阶段的气候行动必须立足于经济逻辑、财务现实主义和能源优先原则。

在斐济举行的COP31会前会，以及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COP31，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全球方法的机会。

土耳其将主办主峰会，澳大利亚将担任谈判主席国，领导官方气候会谈。斐济将主办会前活动。这种独特的组合可以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届专注于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脆弱国家推动执行、淡化场面、没有宏大宣告的缔约方大会，或许是正确的第一步。

1995年，时任德国总理Helmut Kohl在第一届缔约方大会上敦促各方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全球可用资金。这一建议至今仍然有效。

我们必须考虑到现有的资金、技术和能源资源，以及我们面临的集体制约因素，来优化和设计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

作者是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他曾于2009年至2014年担任印度国家银行新加坡分行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