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裕时代的终结

【新德里】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冠病疫情来袭，世界经济曾享受着异常有利的条件。冷战结束，国防预算缩减，数以亿计的劳工涌入全球市场。

当时能源和金属价格大多低廉，供应链在货物总能自由流动的假设下跨越国界。通货膨胀呈下降趋势，这部分归功于各国央行，也部分归功于它们所处的和平、全球化和供应充裕的大潮。

如今，这股潮流已经逆转。未来数十年将由一场围绕能源供应、工业金属、稀土、关键矿物和半导体芯片的地缘政治竞赛所塑造。水和粮食最终也可能被列入其中。这场竞争将是激烈，甚至时而伴随着暴力。

为了偿还债务和支持老龄化人口，发达经济体需要增长。而其主要驱动力——从人工智能到电气化再到重新武装——都高度依赖原材料。

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增加一倍以上。

而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需要钢铁、铜和能源来建设基础设施。

但供应的反应是缓慢的：一座新矿的开发需要十多年时间，而加工则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当需求紧迫时，在决定结果方面，实力与价格同等重要。

一个供应受限的世界容易陷入滞胀。与需求疲软不同，滞胀缺乏直接的货币政策解决方案。提高利率无法生产出一桶石油或一吨铜。加息会削减需求，但同时也会增加扩大供应所需的投资成本。

财政政策若能以生产和生产力为目标，并有明确的目标和结束日期，可能会更为有效。其风险在于，政府可能会转而提供广泛的津贴和转移支付，这只会增加需求而无助于改善供应。

这一转变具有政治层面。四十年来，由未经选举产生的央行行长们设定限制，并期望各国政府予以尊重。但如今，民选官员正在主导能源安全、产业能力和债务成本等议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与过去不同，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将退居次要位置，让位于财政政策，以确保关键原材料和资源的必要供应。

新兴经济体或许会认为，美元走弱将减轻其货币压力并吸引资本回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将从贸易条件的改善中获益，尽管它们的货币可能升值，而这正是它们可能试图通过金融抑制来解决的问题。

那些人口众多、增长迅速但能源或矿产储量不足的经济体，将被迫与富裕经济体争夺这些资源。美元走弱在边际上有所帮助，但并不能让石油或铜变得更便宜。

对许多国家而言，能源政策如今已是宏观经济政策，因为每避免进口一个单位的能源，就能降低滞胀的风险。这凸显了提高效率、利用所有可能来源进行国内发电、实现供应商多元化以及建立战略储备的必要性。

这些国家的政府应向贫困家庭提供直接支持，而非依赖全面的燃料津贴。同时，他们应将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和加速电力、水、物流、矿物（通过加工和回收）以及技能的供应上。

决策者在执行这些措施的同时，必须承诺一个可信的公共债务锚——财政主导不一定意味着财政挥霍——并为储户提供能够为国内投资融资的通胀保值工具。

监管也必须为供应服务。一个国家批准矿山、输电线或工厂的速度，如今已成为一种竞争优势。

国内资源

最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体应加倍投入于其他在未来可能稀缺的实体资源。

粮食是其中之一。

拥有庞大农业部门的国家可以提高单位工人产出，保护水和土壤健康，投资于农产品加工，并成为可靠的供应商。这比追逐技术前沿的资本密集度要低得多。

人力资本是另一个方面。老龄化社会将需要工人从事机器难以胜任的工作，如老年护理、护理、咨询和酒店服务。那些按照公认标准培训年轻人的国家，可以作为合作伙伴而非祈求者，来协商这部分技术人口的流动。

在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群和服务业仍然是大规模创造就业的最可靠途径。

虽然投资于先进制造业对于建立韧性是必要的，但目标不应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自给自足。

更好的方法是，承认对进口投入品的需求，并通过供应商多元化和维持缓冲库存来减轻依赖风险。

充裕时代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反常现象，而非新常态。这个幸运时期的结束，正在压缩新兴经济体的选择空间，并迫使它们迅速采取行动。

那些及早认识到利害关系，并立即开始协调能源、财政、货币、贸易和技能政策的政府，将比那些等待充裕时代回归的政府表现得更好。那个时代不会再回来了。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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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