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中等强国正在建立战略空间，为欧洲提供借鉴

近年来，在中美竞争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对冲已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的关键策略。

但这些强国也在其策略中加入了一个新元素：它们正通过多元化合伙业务、加强韧性以及建立网络来积极开拓战略空间，从而得以与不同伙伴追求不同利益。

这对欧洲强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也一直在寻求与该区域的关键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利用网络建立战略空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兴的国际秩序不太可能围绕相互竞争的集团进行简单划分。

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各国可能在国防上与一个伙伴合作，在技术上与另一个伙伴合作，在关键矿产上与第三个伙伴合作，而在贸易、互联互通或气候问题上则与其他几个伙伴合作。

其结果是一个日益密集的、相互重叠的合伙业务和相互依存关系网。对中等强国而言，这不仅是管理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更正在成为其影响力的来源。

作为增加自由度策略的对冲

对冲策略意味着各国主要是在对大国的选择做出反应，在观望战略竞争如何发展的同时保留自己的选择余地。但这种较为陈旧和传统的“对冲”概念只捕捉到了当前现实的一部分。

许多中等强国如今的做法更具雄心。它们正刻意构建关系组合，以增加自身的行动自由。

对冲策略意味着各国主要是在对大国的选择做出反应，在观望战略竞争如何发展的同时保留自己的选择余地。但这种较为陈旧和传统的“对冲”概念只捕捉到了当前现实的一部分。

许多中等强国如今的做法更具雄心。它们正刻意构建关系组合，以增加自身的行动自由。

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尤为清晰的例证。它与美国的安全合伙业务，以及同中国的广泛经济往来并行不悖。这个岛国与东南亚、欧洲、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及其他地区都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其做法既非基于中立，也非与任何一个大国全面结盟。相反，其合作是围绕特定利益和能力来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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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逻辑也见于本区域。越南在扩大其战略合伙业务的同时，也与中国保持着广泛的经济关系。

印度参与了包括美国及其两个正式盟友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此同时，新德里也寻求维护战略自主，并发展与俄罗斯、欧洲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的关系。

日本正在拓宽其在该地区以及与欧盟的安全、技术和经济合伙业务。澳大利亚在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同时，也在深化与日本、印度、东南亚和欧盟的关系。

马来西亚是另一个例子。它与中国的广泛贸易，以及同美国、新加坡、日本、印度和欧盟的深厚经济关系并行不悖。其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角色，彰显了与多个市场和技术生态系统保持联系、而非过度依赖单一体系的价值。

因此，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共同的外交政策，而是一种共同的逻辑：多元化创造战略空间。

这种逻辑在小型多边和功能性合作中日益凸显。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伙业务（Aukus）将各国围绕特定的战略目标聚集在一起，而无需在国际政治的各个方面都达成一致。

新加坡对“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兴趣是另一个例证。该计划由意大利、日本和英国主导，旨在开发一款新型隐形战斗机。这表明，小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合伙业务而非排他性的战略结盟，来获取先进能力。

类似的合作形式正在先进技术、关键矿产、海上安全、能源和供应链的韧力等领域涌现。各国越来越倾向于根据功能来选择合作伙伴，而非寻求全面结盟。

这种重叠的网络可能成为新兴印太秩序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各国可以在利益趋同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保持自主性。

欧洲可以学到什么

印太中等强国的经验为欧洲提供了越来越有现实意义的借鉴，后者正寻求深化其在该地区的合伙业务网络。

欧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开放的同时，减少过度的战略依赖。其应对之策不应是“脱钩”。

欧洲的经济实力有赖于国际联系，而其安全则有赖于联盟和合伙业务。因此，目标应该是多元化：拥有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和更强的行动能力。

欧盟拥有可观的资产来推行这一策略。其单一市场、共同贸易政策、监管框架、技术能力以及广泛的合伙业务网络，使其有潜力成为印太地区新兴网络中更积极的参与者。

因此，任务不是要复制亚洲的安排，而是更有效地与之对接。欧盟已经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亚细安建立了稳固的关系。

下一步是通过将这些关系与共同感兴趣的实际领域相联系，赋予其更大的战略连贯性。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安全、数字技术、半导体、海上安全、关键水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供应链。

芬兰展示了一种欧洲的策略。其最近批准的《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强调了经济安全、技术、互联互通以及与该地区的战略合伙业务。

其目标并非在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阵营中做出选择，而是在保持广泛国际联系的同时，加强芬兰在更具竞争性的国际环境中运作的能力。

更广泛的启示是，中等强国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与大国相匹敌的资源，而是来自连接网络、建立专业化的合伙业务和保留回旋余地的能力。

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里，战略灵活性超越了传统的对冲策略，其本身就成为一种资产。

最成功的中等强国是那些建立了足够的关系、能力和韧性，从而在环境变化时仍能保留有意义的选择的国家。对于中等强国而言，保留选择的能力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

本文表达的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芬兰外交部或芬兰政府的官方立场。

Jari Vilen 是芬兰外交部的印太事务大使。Ari Heikkinen 是芬兰外交部的高级顾问。他曾于2011年至2015年担任芬兰驻新加坡大使。

本文是一篇文章的编辑版本，该文章首发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的博客网站 Fulc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