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看见，获支持：为何数据对平台经济不可或缺

如果将平台工作者视为一个单一的劳动力群体，他们可能代表着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每年贡献约4550亿美元的收入。

据估计，全球有超过1.5亿人从事线上平台工作，其中30%的人将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力，这些平台工作者的工时、收入和工作条件在许多国家的官方数据系统中却基本缺失。

这是因为与工时固定、雇主稳定的“标准”工作不同，平台工作通常不规律，分散在多个平台上，或被工作者自己视为副业而非正式工作。

传统的劳动力调查主要关注为期一周的“主要工作”，因此往往无法捕捉到这些现实情况。

与此同时，国际上尚未有公认的定义或标准方法来指导各国如何界定和收集关于这一工作群体的信息。由于缺乏共同的定义或方法，这类工作大部分未被记录在案。

这种“隐形”状态会带来现实后果。未被统计在内的劳动者可能会错失各种保障和机会——从工伤赔偿、住房和退休保障，到职业流动计划。

没有准确的数据，政策可能会失之粗略，忽略关键的劳动群体。

解决这一数据鸿沟至关重要，因为数字平台就业的灵活模式开启了新的工作方式。它提供了较低的准入门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对一些人来说，还是主要收入来源。

对于退休或在读人士等其他群体，平台工作则提供了额外收入。企业也从中受益——平台经济提高了经济效率，开拓了新市场，并触及了更多客户。

数字平台正不断扩展到专业服务、创意产业和技术驱动型岗位。在适当的基础设施支持下，它们能提供有韧性、适应性强的就业形式，从而支持长期的经济竞争力。

因此，积极、持续地收集数据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了解劳动力的规模，也是为了追踪其长期演变。数据能将零散的快照整合成一个系统，帮助政策制定者预测变化并评估政策影响。

此外，当一个平台调整算法或退出市场时，及时的数据能让政策制定者迅速追踪其对收入的影响，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在疫情等突发事件期间，关于平台工作收入的准确数据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快速、精准地将工资补贴发放给最需要的人。

从可转移的福利到收入支持，有效的劳工政策和举措都依赖于掌握谁在工作、如何工作以及收入多少这些信息。

新加坡模式：将数据转化为政策

为应对这些挑战，新加坡通过了《平台工作者法案》。该法案于今年1月1日生效，正式承认平台工作者是传统雇员和自雇人士以外的一个独特群体，使新加坡成为首批正式承认平台工作者的国家之一。

本地约有7万名工作者将从中受益，获得更完善的保障，包括工伤赔偿、中央公积金（CPF）缴交以及正式的代表权。

这项进展的取得，得益于多年来建立的平台工作数据库。自2016年起，新加坡人力部（MOM）的人力研究与统计司便开展专项调查，不仅统计平台工作者的人数，还收集他们的工时、收入和人口特征等数据。

这些数据为平台工作者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最终新法律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在新加坡平台工作发展的早期阶段，数据也以较小的方式推动了变革。例如，有了收入数据，政府才得以设计公积金过渡性援助，并加强就业补助计划（Workfare），以保障低收入平台工作者的实际到手工资。

借助数据，新加坡强化了其三方模式，让政府、工会和雇主能基于证据而非臆测进行合作。

《平台工作者法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同时反映了统计数据和三方意见，确保了该法律既能满足工作者的需求、维护公平，又能保留商业灵活性。

事实上，只有当工作者首先被恰当地看见和理解时，他们才能获得最有力的保障。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强大的本地数据能够创造可能性，而下一步则是将目光投向海外。平台工作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其影响不会止于国界。

《平台工作者法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同时反映了统计数据和三方意见，确保了该法律既能满足工作者的需求、维护公平，又能保留商业灵活性。

事实上，只有当工作者首先被恰当地看见和理解时，他们才能获得最有力的保障。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强大的本地数据能够创造可能性，而下一步则是将目光投向海外。平台工作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其影响不会止于国界。

引领平台工作者的全球标准

新加坡人力部（MOM）最近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共同主办了“全球数字平台工作对话会”。此次会议汇集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工会代表、统计学家、平台运营商和研究人员，旨在为数字平台工作制定国际公认的统计标准，以提升这一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性。

全球合作也能为政策制定提供进一步参考。统一标准有助于进行国际比较，并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各国能够制定严谨、包容的框架，以适应新型工作模式的发展。

各国在统计数字平台工作方面处于不同阶段，其定义、方法和数据来源也千差万别。

这不仅阻碍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缺乏跨国、跨时的标准化数据，使得跨国趋势对标、评估雇主在跨境平台活动中的义务，或是在劳动力流动和贸易框架中考量平台服务都变得十分困难。

平台工作的多样性——从交通运输、餐饮外卖到线上自由职业和专业服务——要求我们必须跟上新兴工作类型的步伐。

新加坡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正是认识到平台工作虽遍布全球，其影响却是体现在本地的。通过参与并塑造国际对话，新加坡不仅能为国内，也能为国外的公平数字经济做出贡献。

至关重要的是，此类合作的价值还在于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平台工作已经发展成熟的国家那里吸取经验教训。

更广泛的全球样本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及早发现趋势并提前做好准备——正如十年前新加坡针对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所做的那样。这意味着能为新兴领域的工作者提供及时的保障。

用数据设计未来

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平台工作只会不断增长。它能否提供体面的工作条件、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经济上的发展，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衡量和规划其演变。

新加坡必须开始监测平台工作中新兴的高技能领域，并将其与现有的低收入群体区分开来——后者的挑战更为紧迫，相关的保障措施也已在逐步落实。

虽然现在对这一领域进行干预可能为时过早，但我们应密切关注，以便在出现更清晰的数据和新需求时做好行动准备，就像我们十年前开始研究外卖员和司机群体一样。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数据丰富的国家，机遇是明确的：统计工具的演进速度必须与劳动力的变化速度保持同步。

这关乎承认所有形式的工作，让平台经济能够兑现其包容和持续经济活力的承诺。通过强大的国家数据和旨在统一标准的国际合作，我们集体向前迈进，就能确保平台工作者不再是隐形的，而是被看见、被支持，并为工作的未来做好准备。

Ang Boon Heng是新加坡人力部（MOM）人力研究与统计司司长。Kieran Walsh是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司统计标准与方法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