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学应更详尽地披露捐赠基金的回报表现

美国大学 Harvard 和 Princeton 近日成为新闻头条，它们公布在截至2026年6月的财政年度，其捐赠基金回报率分别达到27.1%和23.7%。

虽然外界焦点多集中在这些亮眼的数字上，但更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些大学对其投资情况的披露程度。

披露的信息包括长期表现、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让外界得以一窥这两所全球最富有的大学是如何管理其投资组合的。

它们的管理方法或许有所不同，但利益相关者都能获得足够的详细信息，以比较其长期的投资表现。

在新加坡，要进行此类比较则更具挑战性。

我国的六所自治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大）、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新科大）、新加坡理工大学和新加坡社科大学——共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基金。

这些基金为奖学金、研究、学术课程和其他计划提供财务支持。

诚然，这六所大学都会发布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但这些报表未必能清晰地反映其投资表现。

捐赠基金的价值及其变化只能反映部分情况。即使投资表现不佳，捐赠基金的资产也可能因为捐款或拨款增加而增长。

如果没有以一致的标准计算和披露回报率，就很难进行评估和有意义的比较。

在截至今年3月的最新财政年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大）公布的名义投资回报率为4%，其10年期年化名义回报率为6.4%。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这10年间的年化实际回报率为4.5%。

然而，这样的信息披露在本地大学中尚未成为常态。

提高信息一致性，加强公共问责制

鉴于自治大学受益于大量公共资金，包括政府为捐赠基金捐款提供的配对津贴，因此，除了现有的财务报告要求，它们有必要更一致地披露投资表现指标。

这并非要求本地大学追求激进的回报，也不是要它们与财务状况不同的美国同行（如Harvard和Princeton）在投资策略上看齐。

事实上，即使是本地大学之间，其管理方法也可能大相径庭。一所处于建立捐赠基金阶段的新学府，其优先事项会与一所管理着数十亿资金的成熟学府有所不同。

但这些差异不应削弱对透明度的需求。相反，让利益相关者了解投资是如何管理的、指导这些决策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这些投资是否在正轨上，这一点变得更为重要。

建立一个统一的最低披露框架，要求自治大学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公布年度投资回报以及五年期和十年期的年化数据，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些学府还可以在不泄露敏感投资头寸的前提下，披露大致的资产配置、投资目标和业绩基准。此类信息将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将市场波动与长期投资表现区分开来。

更详尽的披露也能让授权人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基金的投资效率，从而增强他们的信心。

归根结底，设立统一的披露基准，其目的不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回报最大化，而是为了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以确保大学能够持续服务于未来的莘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