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财富管理的成功应惠及普通家庭

新加坡的管理资产（AUM）规模已达到6.7万亿新元，这一数字足以让人感到自豪，但也可能产生距离感。

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报告，该国的管理资产在2025年同比增长10.1%，达到了这一数额。这样的成功固然值得欢迎，但成功并非仅仅体现在本地管理的资金增多。

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优质的工作岗位、全球资本和专业知识。但更严峻的考验在于，新加坡的金融能力是否能改善那些永远不会踏入私人银行的民众的生活。

对家族办公室而言，财富管理意味着跨代资本保值、规划继承和进行战略性捐赠。

对大多数公民而言，财富管理则意味着让公积金（CPF）储蓄更持久、偿还房贷、理解保险和避免诈骗。双方共享同一个金融中心，却身处不同的金融世界。

法律加剧了这种距离感。根据《证券与期货法》，个人通常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合格投资者，例如年收入至少30万新元、金融资产净值超过100万新元，或个人资产净值超过200万新元（主要居所的价值在扣除上限后不计入在内）。

这个门槛有其存在的合理目的：高风险、复杂的产品不应被随意销售，私人银行业务也不可能成为一项普惠的权利。

为所有人提供专业的财务建议

但问题的核心并非能否获得产品，而是能否获得明智的判断。

财富未达到私人银行门槛的人们，也面临着同样复杂的决策：究竟是该偿还房贷还是进行投资、多少保险才算足够、如何提取退休储蓄，以及如何公平地分配不多的遗产。

然而，面向大众市场的建议往往以产品销售、应用程序提示，或是一句敦促你提高金融素养的口号等形式出现。富裕阶层购买的是时间、综合分析和专业判断，而其他人得到的只是信息，并需要自己进行整合。

财富未达到私人银行门槛的人们，也面临着同样复杂的决策：究竟是该偿还房贷还是进行投资、多少保险才算足够、如何提取退休储蓄，以及如何公平地分配不多的遗产。

然而，面向大众市场的建议往往以产品销售、应用程序提示，或是一句敦促你提高金融素养的口号等形式出现。富裕阶层购买的是时间、综合分析和专业判断，而其他人得到的只是信息，并需要自己进行整合。

这种差距对社会具有侵蚀性——并非因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完全相同的服务，而是因为一个国家最顶尖的金融能力，似乎只为那些本已拥有最大财务保障的人所保留。

新加坡应有意识地建立一种“财富管理红利”。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应将为富裕客户开发的工具，转化为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固定费用的规划服务，这些服务应成本透明，且不附带购买产品的义务。

“用公积金规划”平台和新加坡政府的理财有方项目提供了一个基础；所缺失的是在结婚、购房、看护、退休和丧亲等人生重大转折点上，能负担得起的人工指导。

我们衡量财富中心的标准，不应仅仅是管理资产的规模或入驻的家族办公室数量，还应包括家庭的实际成果：是否有更多公民拥有充足的应急储蓄，是否理解自己支付的费用，是否制定了退休收入计划，以及是否能在危机来临前获得可信的建议。

这个行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吸引更多资本或更多富裕客户。其真正的成功在于，汇聚在此的专业知识能帮助普通家庭做出更好的决策、抵御冲击、更安稳地退休，并传承他们所拥有的财富。

一个全球中心需要获得本土的认可。新加坡无需将私人银行业务普及化。

但它必须让世界级的财务判断力更广泛地普及。亚洲最强大的财富中心，不会是那个只服务于顶级富豪的中心；而将是那个能通过可衡量的家庭成果，证明其专业知识提升了普通家庭财务安全的中心。

作者是新加坡董事学会的资深认证董事，并在多个董事会任职，包括担任新加坡上市公司协会（SGListCos）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