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美元”比“石油人民币”更重要

“石油美元”一词带有一种力量感。将石油（一种少数人拥有但所有人都需要的商品）与美元（世界最强国家的货币）相结合，便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货币力量。

因此，有关因美以对伊朗战争，这些美元将被中国的“石油人民币”所取代的说法，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和政治力量平衡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担忧，这并不足为奇。

中国货币正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更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就目前而言，它仍缺乏使石油美元如此重要的一个基本要素，远未能威胁到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地位。

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依赖于其自身对美元资产的不断积累，而主导当今金融业的正是这些“中国美元”，而非任何形式的石油货币。

“石油美元”这一概念通常可追溯至1974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由 Henry Kissinger 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一项协议。

当时，Kissinger 是美国总统 Richard Nixon 的国务卿。该协议的精髓在于，沙特以美元出售其石油，而美国则提供安全保障作为回报。规模较小的石油买家和卖家也纷纷效仿。

这项基本协议维持了约50年，但现在正受到质疑。中国希望用本国货币人民币购买石油，并一直在为此建设基础设施，例如其自己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受到严厉制裁的俄罗斯对此表示同意。伊朗也宁愿不使用其敌对国家的货币出售石油。而美国国内页岩油储量丰富，已不再是石油净进口国，因此其希望用何种货币支付已不成问题。由此，“石油人民币”应运而生。

然而，Kissinger 协议的关键，与其说在于用美元支付石油，不如说在于沙特将持有其赚取的美元这一隐性共识。

正是这些中东美元的再投资，创造了始于197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国际美元流动性洪流：用于为飞机、贸易和国家融资的美元。

理解石油美元的最佳方式是，不要将其看作是为购买一桶石油而支付的美元，而应看作是寻找投资去处的石油利润美元。

如今，石油人民币并不具备同样的条件。俄罗斯将其向中国出售石油赚取的人民币迅速用于进口无人机和全地形车。而伊朗为了重建，需要将其能赚到的每一美元或人民币都用于进口。

海湾地区的石油生产国也不再拥有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他们赚取的任何人民币都很可能被用于从中国进口商品。

这为增加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提供了良好背景——这一进程正在迅速发生，但这并不会创造一个离岸石油人民币资金池。

根据花旗银行引述的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6年3月至4月，中国货物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额占总额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33.5%。

即使海湾地区的投资者最终确实拥有了剩余的人民币，他们也很难进行投资配置。中国国内储蓄过剩，债券收益率低，而且由于资本管制，中国的在岸金融市场本就难以进入。

允许在离岸市场进行人民币借贷的所谓“点心债”，其发行量增长迅速，但该市场尚缺乏深度和流动性。

现代版的沙特石油美元，并非来自石油出口国的收入，而是来自中国、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制造业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顺差所赚取的美元。这些美元必须以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的速度回流到全球金融体系中。

维持这样的顺差是这些国家经济模式的核心。这些“中国美元”的供应量，让任何可能规模的石油人民币都相形见绌。

以经济学家 Robert Triffin 命名的所谓“特里芬困境”或悖论指出，提供储备货币的唯一方法是维持贸易逆差，但这又会削弱该货币作为安全储备的地位。尽管如此，美国仍在这样做。

而中国在维持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提供一种储备资产，是极不可能的。

中国的“中国美元”正在塑造全球金融体系，正如1970年代的石油美元一样。

例如，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用其美元来建立其黄金国库。中国出口商累积的、未汇回的美元收益在国际银行间流动。

对美国而言，购买世界各地的商品，并用美元存款、美国国库券以及估值2万亿美元的SpaceX股票来支付，这仍然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交易。

“谁控制了货币，谁就能控制世界”这句话常被认为是 Kissinger 所说，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说过此话，而且一个如此熟悉硬实力的人似乎也不太可能相信这一点。

事实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元正在失去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只要中国决心维持其贸易顺差和资本管制，那么无论用人民币支付石油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