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国庆群众大会：育儿政策重置开启反思之窗

新加坡人普遍规避风险——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怕输”。

在凡事都先权衡利弊的文化背景下，不生育的决定被视为一种理性的经济选择。

为了降低育儿成本——包括直接的经济负担、时间投入以及更高的住房和交通需求——今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的措施，在解决父母的经济痛点方面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

金钱支持是关键

但是，由于我国的低生育率终究是一个关乎长期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存亡问题，这也考验着政策制定者构想并应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新加坡社会之需求与理想的能力。

总理 Lawrence Wong 在星期日（8月23日）宣布了对亲生育政策的重大提升——包括一个规模更大、以现金为主的“新加坡孩童抚育配套”，将为每个孩子从出生到17岁提供高达6万2000新元的资助。

公共调查一直显示，在家庭规划决策方面，经济成本和经济保障是无子女者面临的主要障碍。

这些结果表明，若能充分缓解夫妇在金钱和时间上的顾虑，或能说服更多新加坡人生育第一个孩子。

事实上，在 YouGov 于7月进行的一项民调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认为，更高的现金奖励、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更低的托儿费用，都可能鼓励人们生育。

新加坡的居民整体生育率 (TFR) 是一个关乎存亡的数字。2025年创下的每名女性仅生育0.87个孩子的历史新低，让人担忧人口将无法实现自我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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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Alfonso Cuaron 的反乌托邦电影《人类之子》中精彩描绘的社会压力外，萎缩的劳动力和消费群体也让经济面临不可避免的衰亡。

鉴于适度的净移民能为经济注入人才和财富，将整体生育率 (TFR) 提升至1975年录得的2.1自然更替水平，既无必要也不可行。

但最新的措施——这对国家而言绝非一笔小数目——或许能通过鼓励更多家庭生育一到两个孩子，而不是将过多注意力集中在拥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少数家庭上，从而对整体生育率和出生人口起到推动作用。

新加坡备受赞誉的劳资政三方模式也允许动用其他金融杠杆——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需要私营部门的支持。

例如，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的提升育儿假补偿数额的措施，应能为雇主提供必要的财力，以更灵活地调配人力。

与人力部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津贴和全国职工总会 (NTUC) 的 U Flex 家庭友好津贴等早期计划一致，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新的津贴和税收优惠，以鼓励它们创新商业模式，通过支持员工来促进增长。

重构社会结构

新加坡的婚姻与育儿政策长期以来受到几十年前合乎情理的期望所影响，但这些期望可能不再适用于不断变化的家庭和生活条件。

例如，对于更看重在更小、更昂贵的住所中拥有有限私人空间的新一代人来说，聘请住家外籍帮佣的人头税回扣所能带来的影响可能较小。

此次群众大会推出的亲生育配套被称为政策“重置”，它终于正视了影响公民家庭组织模式的社会变迁，虽然这份认可姗姗来迟。

与之前婴儿花红计划将未婚父母的子女排除在现金奖励之外的做法不同，新配套没有提及婚姻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现在也让在职和非在职父母享有同等水平的婴儿和幼儿托管津贴。

与早前的版本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之前的版本为在职的“津贴申请人”提供更高的津贴——除非孩子由单身父亲抚养，否则“津贴申请人”被定义为母亲。

母亲不再被默认为是主要的看护者，在没有足够托儿支持的情况下就可能离开职场。

相反，新的津贴计划更好地适应了不同的家庭安排。例如，父亲可以选择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或者父母双方可以在一个“1.5收入”的家庭中灵活工作，而不是传统的单收入或双收入模式。

换句话说，婴儿和幼儿托管津贴政策的演变，标志着新加坡正迈向一个能容纳更多元化生活模式共存的经济和社会。

但是，尽管取得了进展，一些建议本可以更进一步。

诚然，政府去年已将带薪陪产假增加一倍至四周，并推出了10周的共享育儿假。

然而，在政府资助的产假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6周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婴儿托管津贴似乎在使依赖机构看护的做法正常化，而在这个年龄段的婴儿，父母可能更愿意亲自全职照顾。

与此同时，为特定类别的父母提供额外的预购组屋和剩余组屋销售活动抽签机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日益壮大的家庭对住房需求的担忧。

但这一举措也假设年轻夫妇会从建屋发展局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购买他们的第一个、也是永久的共同家园，而实际上，一些新婚夫妇可能已经三十多岁，住在私人的“鞋盒”公寓里。

如果“婚姻与育儿重置”工作小组是真心想要按下“重置”按钮，那么就需要更好地预测并更快地响应21世纪的家庭结构。

此次国庆群众大会的育儿配套将为父母和孩子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可观的，值得庆贺。但政策仍有空间可以更大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