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点


7月12日的《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年轻人‘逃离’心态值得关注”的文章。


“逃离”是指由于大城市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空气污染、竞争激烈、利益固化等问题，时下许多中国年轻人都希望离开大城市，去外地工作和生活。


文章也指大学毕业青年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影响社会流动等。


在国际贸易萎缩、中国出口增长呆滞、工业产能过剩、依靠低增值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情况下，增加农村福利来调节城市化速度本来应是政策选项之一。


中国政府希望加快城市化进程，而让农村人搬到城里来却更像是为了减少城里的空房。


为此，银行放宽贷款，结果是房价飙升。由于私人部门资金集中地流向国内的楼市，也部分地流向国外，就业等民生问题仍然摆在社会的面前。


一名北京出生的青年，父母亲都是退休公务员，过去都各自从工作单位以两三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进了一套市里的住宅。现在，三人住在其中一间，另一间空置着。随着房价上升，家庭的财富也不断增加。


那青年并非毕业于中国一流大学，在一间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当电话员。青年上司的上司是一名毕业于著名大学的年轻人，从外地到北京工作已经四年。


后者的工资是前者的两倍半，迄今却仍与两名朋友合租一间“乱得像狗窝一样”的公寓。


北京出生的青年对工作待遇不满意，认为北京的竞争太激烈，要不是怕被别人讥笑自己“啃老”，觉得呆在家里比工作更舒坦；认为要通过工作出人头地，恐怕会等到“黄花菜都凉了”。


另一名从外地到北京的青年也感到不满意，认为自己过去的学业和现在的工作都比那下属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却比不上下属，甚至还差得远。北京的房价比工资增长要快得多，自己买房该是牛年马月的事。


两名青年都对他们的现状不满意，而相似情况在中国也很普遍。


那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都出了问题。


其中过多的资金流向了楼市，令房价上升得比工资快，改变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新增的流动性又进一步流向房企和富人，使收入和财富分配更加恶化。


年轻人普遍不满是一种现象；当年轻人的不满自发或非自发地形成一股力量，那就可能酿成危机。


不久前，习近平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和社会大局基本稳定，说明中国政府也很重视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政策不会仅仅着眼于增长、就业和扶贫，均衡分配和社会稳定同样是不应被忽视的考量。


作者是香港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