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话
顾功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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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君赶在2015年结束前，把欧洲客户申请在中国成立公司的翻译文件，递送进了某市开发区管委会。他在新年伊始的第一顿饭局上欢喜地期待，这次能顺利通过。
此前根据官方工作人员的指示，Y君所在的商务服务咨询公司第一次为客户递交的文件被退回，理由是中文翻译把外国公司名字中含有的Public直接译成“公共”，而“公共”公司不符合该公司的开立条款，不管Y君如何解释公司性质是私人的，就是不被官方接受。
第二次呈交文件后，对方又指出，有关股东的认可不能通过电话会议完成，必须要把几十个股东召集面对面开会后签名。可是几十个股东分布世界各地，该如何让欧洲客户明白这就是中国审批条例呢？
所幸，这个难题是解决了，不过Y君纳闷：为何办事人员不在第一次审核时，一次过提出呈交文件中所有的不足之处？因翻译问题造成公司运营性质混淆，难道之前没有发生过先例，推动有关部门修改与完善相关条例？
中国启动的简政放权政务改革，使得多地自贸区、新开发区简化外资设立在华公司及企业注册登记制度。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文件如何才算得上是“齐全”？怎么“读懂”不同办事人员对新条例的不同释义？好些商务咨询服务专家各有故事可说。
Z君认为，面子、人情和心意，是中国办事机构一种特殊的文化。例如，一家八面玲珑的服务公司，虽然收取的咨询费用是一家普通公司的数十倍，但这家公司有很多关系良好的关联小企业，懂得在不同的部门施展长久建立起来的地方人情，可以大大加速整个程序。
他还举例说，有的政府部门有时会以申请者递交的文件“太厚”而当场退回，却又没说明白怎么“削文件”。碰到此种情形，申请人自己八成是“搞不定的”，比较务实的办法，是向长期和部门合作的中介公司讨教，那么文件砍到哪里算刚刚好过关，就比较容易把握尺度。
两名外籍咨询界人士受询时称，通过长期合作的服务中介做些疏通，一般来说走程序都会比较顺。尽管很多外商初期并不觉得需要额外花费服务咨询费处理这些文件，但他们到最后都明白，“有些钱省不下来”。
一名咨询专员还说，相关部门每天处理的文件太多，不同的人审批，对于文件的次序、内容的多寡等有不同的偏好，前台办事人员有时的确说不清楚，且没有明文规定他们必须解释清楚，所以完全的制度化还需要时间来改。
外商是付费请“代办人员”
有服务界主管笑说，一次过递交文件就全被通过的，在业界来看几乎是凤毛麟角，这并不是说改革没有成效，而是只要改得不彻底，就难免会产生不同解读和各种做法。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文件的申请和有关审批过程中有了来来回回，它才延伸出相关的服务和咨询产业、带动本土就业；而对于外商而言，他们是付费请“代办人员”为他们出谋划策，比飞到中国来办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是要快得多且节省了费用。
另有一名资深金融服务高管认为，虽然现在是规范市场、大家试图走正道办事的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办成一件事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因为市场的成熟度不同、办事人员的眼界和知识面不一样，即使有划一的条例，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做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名法务专家还说，许多外企即使不明白个中道理，他们也会为了将来有生意可做，而委托服务公司代替承办一些与政府相关的事宜；对于多数国际品牌的商务咨询公司来讲，为海外客户和地方政府沟通，还能历练和拓宽咨询公司的本土阅历和商机，所以尽管间中多少有些磕磕碰碰，但最终还是个多赢的局面。
她说：“当你常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或是在这个市场运作足够久，政府会认为你至少懂他们的处事风格。现在中国正在依托‘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政府也需要懂得国际操作标准的咨询公司，为中国企业去海外发展铺路，这些就是我们的商机。”
所以，小小的递收文件工序，做法可以形形色色，道路可能不止一条。有人抱怨是改革不力，有人认为这是在不同做事环境下的必经之路。无论如何，商家能否把握商机，考验的是灵活度、能否辨识形势时刻调整策略，这是在中国经商的生存要素。
尽管很多外商初期并不觉得需要额外花费服务咨询费处理这些文件，但他们到最后都明白，“有些钱省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