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独角兽，还是长了角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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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市场来说，WeWork事件无疑敲响一记警钟，投资者面对创办人所编织的美好故事，

务必要回到能否盈利的实际问题。那些没有可行盈利计划的起步公司接下来在融资时，可能会面对投资者更严谨的尽职调查。

原本有望成为今年规模第二大的首次公开售股（IPO）的WeWork，日前计划受阻。不但IPO推迟，公司创办人兼总裁诺依曼（Adam Neumann）也随即被迫离职，诺依曼的一些亲信高管预计也会离职。

在这家美国共用工作空间公司注资110亿美元（约152亿新元）的软银集团（Softbank），已经无法忍受公司迟迟没有盈利，并且没有提出具体的盈利计划，终于出重拳让公司改组。

WeWork这匹独角兽正逐渐失去它的光环。它到底是一匹独角兽，或是一匹头上长角的野马？

年初时，WeWork的估值曾高达470亿美元，但最近媒体报道，这项IPO的估值只有100亿至120亿美元，比年初时候低了超过七成。

IPO原计划筹集30亿美元资金，而且成功上市是公司获得一笔60亿美元贷款的先决条件。然而，WeWork的主要投资者，已经不愿再投入大笔资金在这家巨额亏损的公司。

考虑到公司未来继续融资的能力并不明朗，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把WeWork的信评调低至“垃圾评级”，并给予“负面”的展望，意味着如果WeWork无法获得进一步融资，标普可能在未来六到12个月再度下调评级。

信用评级调低意味着投资者面对更高风险，进而会要求公司支付更高的债券票息率，从而加大公司的利息开支，进一步对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风险创投公司愿意在亏损的起步公司身上压赌注，是看好公司某一天能够取得关键性的规模，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实现“赢者通吃”。

WeWork过去几年迅速扩张，营收高速增长，亏损也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在扩大。

2019上半年，WeWork营收增长超过一倍至15.4亿美元，净亏损9亿美元。2018年，WeWork净亏损16亿美元，较2017年扩大逾80%。自2016年以来，WeWork已累计亏损近40亿美元。

WeWork的经营模式是向投资者筹巨款，砸钱长期租下全球各地中央商业区的昂贵办公空间，设计翻新后再出租，租约往往是短期性质。简单来说，这就是“二房东”的模式。

此外，WeWork还为租户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包括接待、餐饮、金融和信息科技等，为租户揽下所有让人头疼的活儿。

公司的业务甚至扩展到了创新孵化、教育、公寓、小学和健身等领域。

这个模式听来非常吸引人，至少对租户而言。但对投资者来说，谁要为这些开支买单？公司的盈利要从何而来？

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

私召车公司优步（Uber）同样是砸巨款、蒙巨亏的经典案例。公司刚发布的第二季度业绩显示，净亏损52亿美元，股价比IPO发售价低了约三成。

无独有偶的是，优步创办人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也是迫于投资者的压力，在两年前辞去总裁职务，而软银也恰恰是优步的主要投资者。

这两个故事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办人拥有极大的权力，这包括一股多票的投票权。

卡兰尼克在离职前，拥有一股10票的股票。诺依曼也是如此。

另外，这两家公司都涉及企业治理不良的问题。优步先后曝出外泄基本个人资料、集团内部性骚扰和歧视现象等丑闻。

WeWork方面，诺依曼以个人名义购买房产租给公司，涉及利益人士交易，让人质疑他个人从中得益。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WeWork事件无疑敲响一记警钟，投资者面对创办人所编织的美好故事，务必要回到能否盈利的实际问题。那些没有可行盈利计划的起步公司接下来在融资时，可能会面对投资者更严谨的尽职调查。

起步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也许应该进一步提升，一股多票的股权制度或会面对更多投资者的疑问。

这一系列发展，对本地市场也有不少启示。

新加坡交易所去年推出双层股权结构（dual-class share structure），希望吸引科技公司上市。若有科技公司未来申请在这个架构下上市，交易所应当仔细斟酌，不能因为吸引科技公司而影响了本地公司治理的水准。

再者，在本地，一些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和总裁职位由同一人担任，而他往往是公司创办人。

董事会更应该针对决策更进一步细查，提出更尖锐的问题，而不要基于对创办人的信任，或碍于创办人的名气而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