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研究发现,新加坡挂牌公司的企业诚信披露水平两年来显著提升,就反贪举措对外加大披露程度,但仍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根据两年一度的亚细安企业诚信披露研究报告(Corporate Disclosures on Business Integrity in ASEAN),我国挂牌公司今年得分从2018年的55%显著增至64%,但马来西亚的改善更显著,从53%大增至74%,已超越泰国(71%),在亚细安五国当中企业诚信披露水平最高。
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SIAS)在第二天的“企业治理数码研讨会”上,发布了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制度与机构研究中心(CGIO),以及亚细安企业社会责任网络(ASEAN CSR Network)合作进行的这项研究。
该研究共分析了亚细安五个国家的250家挂牌公司,从每个国家各选出市值最大的50家挂牌公司为调查对象,了解它们就其反贪举措对外的披露程度。该研究涵盖的另两个国家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创办人、会长兼总裁大卫·杰乐(David Gerald)在记者会上指出,这类反贪举措的披露在疫情下的环境中更显得重要,在诱惑和压力下有可能出现贪贿行为。
企业诚信披露水平 与企业治理水平存正面关系
国大治理制度与机构研究中心主任卢耀群副教授透露,研究报告根据的是截至今年6月底所收集的最新资料。他强调,报告显示,企业诚信是推动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更好的企业诚信披露水平,就几乎一定有更好的企业治理水平。“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关系的强度,超过了99%。我们也发现企业诚信披露水平与公司的市值规模也有正面关系,但没那么强的关系。即便排除公司规模的影响,企业诚信披露水平与企业治理水平的正面关系依然成立。”
卢耀群副教授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谜题的答案(确立了企业诚信披露水平与企业治理水平有很强的关系)。”
这解释了为何新加坡作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在企业治理水平却落后于泰国。新加坡在国际反贪污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调查中,向来被认为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之一,而在企业治理水平方面向来领先亚细安各国的泰国,去年的“廉洁度”在亚细安五国当中差一点就垫底。
大卫·杰乐指出,马来西亚的企业诚信披露水平大幅提高,新加坡的增幅没那么大,但新加坡在国际调查中清廉度较高。他认为,这是因为新加坡执法严明,向来不容忍贪污贿赂,因此有更好的声誉。
基于这个背景,卢耀群副教授指出:“企业的披露和它们所做的事,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以他和新加坡挂牌公司的接触交流,他觉得本地挂牌公司对这方面的披露不大情愿或不习惯。这不只是文化因素,他觉得是一种“敏感”,或者说企业领导可能比较想避免冒险,以免将来人们会拿他们的话和一些事件比较。
大卫·杰乐表示,情况已有所改善,协会今年4月至9月间针对公司年报对207家挂牌公司作出询问,有153家或74%作出答复,这比以前的20%答复比率增加了许多。他相信,各方面的努力加上继续追踪企业诚信披露水平研究报告,未来三五年新加坡挂牌公司在这些方面将会有更好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