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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市民的角度来理解常见的经济和财经术语和课题
全球暴发冠病疫情迄今，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表现可圈可点。他在3月份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fed funds rate）下调到0％至0.25％，重启量化宽松，并与多国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确保美元在全球的流动性充足，稳住了市场信心。
除了联储局，全球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也对世界经济起跌扮演相当角色。
欧元作为美元之后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欧元区经济体量在全球举足轻重，欧洲央行（ECB）的货币政策因此也受全球投资者紧密追踪。尤其过去一个多月，欧洲第二波疫情急速恶化，迫使多国包括德国和法国再度采取更严厉的抗疫措施，第三季刚显现的复苏苗头或遭打击。
尽管经济下行风险增加，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10月底除了维持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的规模也仍维持在1.35万亿欧元。
事实上，欧洲央行自2016年3月就已实施零利率，比联储局这期间的利率政策更加宽松。该行更从2014年6月起将央行存款设施（deposit facility）利率调至负数，目前为负0.5％，意味着银行把额外储备存放在央行，还须支付央行利息。该行下一个货币政策会议将在12月10日举行，投资者将关注拉加德是否还有政策工具扶持经济。
以储备货币占比来看，日元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日本银行（BOJ）跟欧洲央行一样，在2016年1月将央行存款利率调至负0.1％，以抑制日元币值上扬对依靠出口拉动的日本经济的影响。
过去10年可说是全球的超低利率时代，但日本的超低利率更已持续长达20多年。然而这期间，日本经济却并未显著增长，凸显了央行掉入超低利率陷阱，货币政策失去效用的风险。如今，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对日元汇率影响力极微，美元兑日元汇率的变动基本上由美国或全球经济走势牵动，与日本经济脱钩。
联储局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被迫将利率调至接近零的水平，过后从2016年开始依经济复苏步伐逐步上调，成功避免如日本般陷入长期超低利率的陷阱，前任与现任联储局主席耶伦和鲍威尔功不可没。
若以储备货币的占比来看，人民币的比重只有2％，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经济在疫情中率先回弹，对区域经济起到提振作用。
跟联储局主要通过联邦基金利率进行货币调控不同，中国人民银行（PBOC）采用多个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银行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多种发放给银行的贷款设施。
中国人民银行的另一大重要政策目标，是通过管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近年来，中国央行也肩负着逐步开放人民币跨境流通，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重要性的任务。10月底在上海举行的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承诺继续推行市场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减少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