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
多财
从普通市民的角度来理解常见的经济和财经术语和课题。
上市公司每年的打工皇帝排行榜,向来是小股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除了谁赚最多、赚多少,股东更须判断的其实是这些董事、总裁及高级管理层的薪酬是否跟公司业绩和股东回报相符。因此,他们的薪酬制定和披露,反映了上市企业的治理水平。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公司治理守则,上市公司应在年报中披露制定薪酬的政策及标准;每名董事会成员及总裁的身份、薪酬类别和数额;以及至少首五名关键管理层(非董事或总裁)的身份、薪酬区间(不大于25万元)、类别和所有人的总和。
年薪超过10万元的员工,如果是公司的显著股东,或是公司董事、总裁或显著股东的直系家属,公司年报也应披露他的薪酬区间(不大于10万元)。
例如大华银行(UOB)的2019年报就披露,总裁黄一宗的儿子黄鼎全也在该行工作,薪酬介于10万零1元至20万元。
不一定完全遵照守则披露
然而,上市公司并不一定完全遵照守则进行披露。
2019财年10大打工皇帝当中位列第五的云顶新加坡(Genting Singapore)执行主席林国泰就仅披露他的薪酬介于950万至975万元,没有确切数额。
对此,云顶新加坡的说法是:“公司相信以25万元为区间披露公司董事的薪酬,提供了足够的概观。”
此外,一些上市公司也不披露董事及总裁以外,其他管理层要员的个别薪酬,理由一般上跟人才的竞争有关。
例如本地三大银行虽然披露详尽董事及总裁薪酬信息,但并未披露其他高层的个别薪酬。
星展集团(DBS)仅披露包括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在内21名集团管理委员会(Group Management Committee)成员的薪酬总和以及年度增幅。集团在2019年报中说:“虽然企业治理守则建议至少披露首五位管理层要员的薪酬,董事会相信这么做将对我们不利,因为这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对人才的争夺从不间断。我们跟本地市场的行业做法一致。”
华侨银行(OCBC)和大华银行也提出类似的说法。
本地两大房地产发展商凯德集团(CapitaLand)和城市发展(CDL)也不披露总裁以外个别管理层要员的薪酬,而是提供总和。
城市发展在年报中解释:“披露个别要员薪酬不符合公司利益。考虑到高度竞争的人力资源环境,披露特定薪酬信息可能引起聘请和留住人才的问题,若高层要员因此而被挖角,将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新电信(Singtel)、丰益国际(Wilmar International)、吉宝企业(Keppel Corporation)和新交所等主要蓝筹股则选择披露个别要员薪酬。
新电信和新交所还超越指导原则,披露了总裁以外其他五大要员的具体薪酬数额,而非只是区间。
有趣的是,创业公司(Venture Corporation)虽然披露五大要员的身份及薪酬区间的分布,却不披露个别要员处于哪个区间。
至于云顶新加坡,虽然没有按指导原则披露执行主席林国泰确实的薪酬数额,倒是披露了其他五大要员的薪酬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