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16年1月29日
李显龙总理前天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详细勾画出政治改革的方向，可以以“一收一放”四个字概括之。
“收”的是，制定更严格的民选总统资格标准。民选总统的其中一项资格是，竞选者必须是缴足资本1亿元以上的大公司领导人。如今时移势易，自1990年民选总统制以来，不但国家经济增长了几倍，财政预算、国家储备规模均更为庞大，公共机构与体系也变得更复杂，总统的责任因而相应沉重。所以，对于参选人的资格，同样必须有所提高。
“放”的是，让非选区议员（NCMP）跟国会议员享有同样的投票权，他们的地位因而提高。每一届大选中的反对票至少有30％，以微差落选的非执政党候选人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又跟其他议员一样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很明显的是因应新一代选民希望看到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声音的诉求。
上一届总统选举凸显的一个现象是，由于竞争激烈，有个别候选人向选民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歪曲了民选总统在宪法下原本所应扮演的角色。
实施民选总统制的初衷是要让总统掌握监管国库的“第二把钥匙”，能够有资格担此重任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200人，而这200人当中包括担任过议长、大法官、部长、常任秘书者，或是大公司的总裁或主席，因此，总统人选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但是，当“够资格”的公司领导人的数目远远超越当初的构想时，意外的选举结果就很可能发生。总统资格的收紧，显然就是要尽量避免意外的选举结果，并消除总统角色的政治化色彩。
已实行近25年的民选总统制在政治体系中有其稳定作用，如今政府要在民选的机制中加入“确保少数种族也有定期中选机会”的原则，为民选总统制的健全运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外，总统顾问理事会职权的加强，预示了未来的改革将影响总统与总统顾问理事会之间的关系。
当政府与总统之间出现无法预见的难堪情况时，总统顾问理事会可扮演缓冲的角色，理事会的职权的调整也是因时制宜。
自1991年设立民选总统制以来，相关宪法条文已经过多次修订，接下来的修订影响深远，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另一方面，国会里确保至少有12张来自非执政党的票，就可以发出更大的非执政党的声音。但从长远而言，政府一旦失效，不再是一个好政府，这“12张非执政党的票”的国会设置不会确保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长久执政下去。在民主选举中，每个选民手中的那一张选票投选的不仅是选区的代议士，而是选出哪个政党为人民当家做主。当反对党处于明显弱势时，他们的策略是要说服选民选举更多反对党人进入国会，而不是要争取政权。当他们的势力足以推翻一个无能或是失去民心的政府时，他们就会以争取执政为目的。
所以，政府放松国会投票权的规定，并不会让他们在每逢大选时变得更轻松。争取每张选票每个席位，是执政党对选民应有的责任。
在未来一系列改革中，缩小集选区的规模，增加单选区较不具争议性。集选区原是为了确保非华族在大选中的中选机会，但“过犹不及”，过去集选区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已模糊了集选区的原本宗旨。
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最终必须维护国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政府的架构里不会出现互相拉扯的两个权力中心。同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少数族群的权益永远受到保护，这是无论新加坡政治模式如何演变都不可或缺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