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松／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我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这本书与其被别人抱回家，还不如睡在我书架上。就像余光中先生说的，家里的书斋早成了书灾。
美学经验愈丰富，道德选择愈准确
《小于一》还没有从书店的排行榜上退出来，《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又以先声夺人的姿态反复出现在微信圈里。现实中的悲伤会让我们更加理智，然而，思想的理智还暂且不能改变生活里的悲伤。大学里老师课堂上说过一句话，大概记得是这么说的：一个人的品质与素养源自他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而这个看法源自他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源自他的阅读，所以你们要多读名著，这是经过多少代人淘洗、沉淀下来的思想精华，你读什么书，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总觉得老师的话有点书生气，踏入社会打拼还不是靠一番奋斗，甚至搏杀。所以，我看到种种“路怒症”的新闻，不禁要想这“搏杀”奋斗观的由来，是因为资源有限而强者胜的进化观，还是不读书照样发财的价值观。
我还看到有人拿出师道尊严的古例，来替被打伞的老师做辩护与开脱，因为师生关系融洽，因为孩子出于自愿。至少我是不大愿意相信“路怒症”的司机与被打伞的老师是喜欢读书的人。我这时就想起大学老师的书生气来，要改变这一切，恐怕还得从鼓励全社会全民族读书开始。我知道，我说出这些，一定也会被年轻人视作书生气了，因为我现在早已老于老师当年的年纪了。
有些事情，确实也必须等到有了一定的年龄才会理解。那么，还没理解之前，就读一点诗歌吧：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一个人要培养自己良好的文学趣味，布罗茨基的意见是“读诗歌吧”。不过，他还有一个有趣的建议：说真的，如果我是一个出版家，我就会在我所出的书籍封面上不仅写上作者的姓名，还要标明作者写作每本书时的准确年龄，以便让读者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去思考一个比他们年轻得多或是年老得多的人所写书籍中的信息与观点。
关于书籍的装帧设计，出版家会怎么想，前些时间读到一篇写钟叔和先生的文章，钟先生要求，图书设计当然要讲究装帧质量，但那始终是第二位的，第一位还是能使人方便地读，轻松地读，所以书籍的设计一定要摊得开，否则还怎么读呢？这也是我拿到《众说钟叔和》（张中行、朱正等著，华夏出版社2015）后马上想到的，这本500页的厚书，你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平摊在书桌上，不必两手撑开，使劲压住，手松开也不会自动合上，完全符合钟先生的设计要求。只是，我没在书里找到这篇文章，也许是我看漏了。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书稿的出版也是这样浪漫与博弈并存，虽然是一部虚构的作品：
如果你的回答是致命的“不”，那好吧，我没有留副本，只有这一份，你可以付之一炬。如果你还爱我，你的答案是“好”，那么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而这封信——如果你同意的话——将会是《甜牙》的尾章。你说了算。
这是黄昱宁翻译了《在切瑟尔海滩上》《追日》之后第三本麦克尤恩的作品。因为她说阅读《甜牙》（麦克尤恩著，黄昱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的快感就是你看了开头，未必猜到结尾，所以，我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并剧透了。这大约也是黄昱宁开篇就说“《甜牙》的结尾就是它的开头”的用意所在吧。呵呵，你不可能在电影院里要求先看影片的结尾，但是无论你在书店，还是家里，你都可以从书的最后读起，只要你愿意。这本小说倒是可以和去年热门的《帝国权威的档案》相互参看，或者说小说是档案的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演绎。
娓娓道来的恬淡，才深具震撼力
听过一个故事。师傅要出远门，嘱咐徒弟院子必须经常除草。师傅回来时，看到院子整洁干净，知道徒弟做得不错。可是，进门前，他突然发现，院子的东北角有一丛疯长的杂草，已经快半人高了。他疑惑地问徒弟，是怎么回事。徒弟说，我不留着，你怎么知道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每次看着书房里疯长的书丛，我就想可以扔掉一些。随手翻看过的新书，虽然也是一本一本花钱从当当买来的，可是只进不出，有限的空间早已爆满，不予及时分流，就会出现大书流的防控风险。转念，我又想起读书看片无数的郑树森先生说，看电影烂片也要看。我说，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他说，看烂片可以痛骂，读宝琳凯尔的影评，真是痛快解气。所以，书房里的书还是一本没扔，作为杂草留着，也是曾经生活的证据。
我没有想到，谢海盟在出版她的第一本书《行云记——〈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之前，已经写了几百万字，却鲜有示人。她写过又毁掉的几部奇幻故事，动辄十万字起跳，最多写有70万字。她还说看了《隋唐演义》，觉得写得不好，打算自己写一本。2009年读到朱天心《学飞的萌萌》，直感觉这个喜欢画画的孩子还停留在学龄前。这书汇编朱天心在报纸上写的连载，记录自己与女儿成长中互动的片段。后来知道，这书1994年初版的时候，她已经8岁。
30年很长，也很短，谢海盟已经“从小学写到国中，写到高中，写到大学”，但断然不让任何人看。“这样不为发表，不为什么地老在那儿写，那儿读，惟一一点好处，如果文字是表意的工具，海盟倒把这工具练得轮转无碍，辞达意矣，不像新手。”（见朱天文序）能写，这一点谢海盟当是得了父亲唐诺的真传。《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唐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再现信马由缰的唐诺写作风格。有评论说他，强项不在记忆力，而在谈天说地的随意性，惟其娓娓道来的恬淡，才深具震撼力。这一大家人都真能写。
谢海盟的书记录了电影《聂隐娘》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她的大姨、电影编剧朱天文甚至说，“你写的侧记比电影好看一百倍”。唐诺的新书是他为68篇推理小说写的导读。
我也是带着侦探的心思打开《师承集》（沈昌文，海豚出版社2015），想看看沈先生收藏了这么些年的书信里藏了哪些秘密。这本书的封面，跟《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上只写了“金冲及”三个字一样，也只有“沈昌文”三个字，既没有“著”，也没有“编”。金冲及先生解释过，这么做是因为，他只是这本书的记录者。沈先生更直接，因为自己做过秘书，喜欢保存文档，这回就把自己藏了几十年的作者来信甚至便笺交给了出版社，使我们得以发现一点历史的蛛丝马迹。
吕叔湘先生的信，和他的为人一样，一笔一画非常严谨，每个字都写在方格里。陈原先生的信也有一丝不苟的，是他独特的方圆体笔迹，但也有一页纸只写几个字的，“（可见红人就不）顾读者了，这是塞责，十分可气！”13个字写了三行。看得出，陈原先生越写越生气。台静农先生越写越生气是因为，“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陈原先生生气是因为，“我们的作者总是盛气凌人，绝对化，真可惜”，“名家一红便忘记了人民的眼睛是在注视着哩”。
历史只有在回顾时才有意义
那天，我看了一晚上微信，也没记住诺奖得主是叫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亚历塞维奇。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得了奖，就想去看看，有的人得了奖，一时还提不起阅读的兴趣，哪怕都说好看。譬如，最近火热的《琅琊榜》，据说陈子善先生出来吃饭，先讲清楚，包房里必须有电视，一到七点半，他准时转过身去，不管你们说什么，雷打不动看《琅琊榜》，看到广告，赶紧转身来吃饭，听到音乐起，又调转椅背，直到两集播完。我起先看到报道，说《琅琊榜》超越朝代，人物、身份、官职、服饰、建筑都不受一朝一代的限制，当时就想，只怕是以后写小说，也没人肯像沈从文那样花死功夫，去钻研历代服饰的细节了。超越朝代，就不会有人骂你违背历史真实。
历史的细节往往在掌故里有生动的描述，子善先生在《春申旧闻》（陈定山著，海豚出版社2015）序里就说，“掌故不能等同于信史，但掌故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迷人之处，不但因为掌故注重描述，富于文采，而且有可能对正史作出必要的补充或修正，尽管大都凭记忆和传闻所写的掌故本身也需要文字或档案记载的核校。”
当然，历史的叙述有更宏大的理论支撑，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或者《世界秩序》，也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叙述，关于历史，在他的新书《重建的世界》（基辛格著，冯洁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里有这样的表达，“在外交事务研究中，如果没有意识到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社会存在于时间中，多余存在于空间中。（国家）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实现了身份认同，这是国家都具有的唯一的经验，是它们唯一能从自我中获得教训的可能性。历史是国家的记忆。”
接着，他又说，一个人可能被热炉灶灼伤，但是，当他再次面对不同大小的金属物体时，他首先必须判断，那是否的确是个热炉灶。同样，一个国家和民族会意识到革命形势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如果不能识别革命形势，那么它的民族的知识就派不上用处。所以说，“国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因为，“每一代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只能尝试一种解释、一次实验，因为他们是自己一代人的实验对象。这是历史的挑战与悲剧。”
这本书其实是基辛格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个副标题——“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全书讨论的是19世纪早期欧洲的宫廷外交。这也是基辛格学以致用的人生开始。说到论文，传说哈佛至今还有一个“基辛格规则”，即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篇幅，不得超出基辛格本科论文的三分之一。因为基辛格当时写了377页，当然，导师看了前100页，就给了他“最优”。
基辛格的兴趣自然不是研究某个历史人物，他也许在选定论文题目时，就预示了自己从国际事务研究者到国际政策制定者的转型，所以他对梅特涅创建并维持了100年的维也纳均势体系更有兴趣，他说，这一时期的问题同我们当代的问题很类似。我们也可以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切尔诺贝利或者战争的采访与表达，都是历史的一种记录。即便我们未必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历史只有在回顾时才有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
要在一部小说中与你见面
在台北旧香居地下室见到一幅现代作家的字，四个字4万台币，我不敢贸然入手。次日碰头问张大春和傅月庵，他们都说，可以考虑。我说，下次来如果还在就买。他们说，那就不是4万了。
江湖传言，旧香居的老板娘深谙“读心术”，有回一位熟客进店寻找斯坦贝克，口中说出的却是贝克特，老板娘洞若观火，从书架上抽出的正是他要找寻的那本，直叫他目瞪口呆。大约是因为老板娘在法国留学的缘故，记得有人作文章说，要是她当初嫁了法国人，那塞纳河边就会多一家旧香居，现在是台北有了一家莎士比亚书店。想起以前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用书店攻占人心，让阅读永不打烊”。一个城市没有书店，哪来的阅读与书香呢。
世界上中文古书店，“陈子善”三个字就是接头暗号，加之那天林载爵先生一直陪同，从晚上9点看到10点，老板娘很爽快地给了我们“子善价”，我也就把可买可不买的也买了，恕我不抄书名了。我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这本书与其被别人抱回家，还不如睡在我书架上。就像余光中先生说的，家里的书斋早成了书灾。“在某种意义上，专业的古书店家其实都是深具隐喻的托孤者，要把一本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书交给真正能够托付的客人。”偏巧，类似的话在《京都古书店风景》（苏枕书著，中华书局2015）里也看到，“刚收来的旧书，这么快就找到合适的主人，想必原来的主人也可安心。”这是京都古书店老板对识货的顾客说的。
京都是日本图书业的滥觞之地，江户时代之前，“京都牢牢占据出版中心的位置”，等到明治迁都，京都出版才“难追昔日隆盛”。不过，京都还是留下了这么多足以让这位中国读者惊艳感叹的古书店和古风依旧的书店老板。书店的员工“埋头理书，见有人来，默默出来为你开灯，又悄声回去”，书店老板也是心怀感恩，因为书店开了七八十年，“不知受到多少顾客的关照，虽然这些年读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还是有人喜欢来逛逛旧书店，那么我们就有使命继续下去。”这本书中的古书店都有这种自然而然的使命感。
我记得刚工作那会儿，周末下午骑着车，可以转一下午的小书店，从康平路的自立书店，淮海西路的一介书屋，到长乐路的山水书屋，常熟路的军事书店，最远也会骑到顺昌路的凤鸣书店，回来时路过建国西路的席殊书店。我还记得在自立书店买过一本《日瓦戈医生》，当时有蓝英年的外文社版和力冈的漓江社版，我最后还是买了外文版，是觉得它的封面有历史的沉重与苦难，而漓江版是清一色的浅蓝风格作为外国文学名著系列的统一封面。我当年甚至想过，把这本书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我如果写，一定是就小说的人物来重复一些评论家们的定论，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其实关于这部小说的出版本身也是一部精彩而复杂的小说。你读完《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格事件”始末》（彼得·芬恩、彼特拉·库维著，贾令仪、贾文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会像当年读《日瓦戈医生》一样吃惊与震动。暂不剧透，抄三个章节的标题在这里：“这是《日瓦戈医生》，愿这本书流传全世界”，“俄罗斯的屋顶整个给掀翻了”，“我做了安排，要在一部小说中与你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