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好时代给了他机遇，造就了他的事业。他也没有辜负时代，以热情、才华和辛勤努力参与，回报了时代。
要把王国伟介绍给不认识他的朋友，或许只需一句话：他就是最早出版余秋雨《文化苦旅》并一手捧红这本书的上海出版人。这话会立刻激起对方的惊讶好奇，屡试不爽。
是的，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并改变了余秋雨人生命运的《文化苦旅》，一开始在出版界备受冷落。当年《文化苦旅》在《收获》杂志连载，文化圈读书界口碑甚佳，但要成书出版时却屡遇困境：不是遭误判为旅游指南之类小册子，就是被置入众多作家加盟的散文丛书。就在余秋雨对《文化苦旅》的出版不抱希望时，王国伟从他书房的墙角捡起了这堆废纸般的书稿：稿纸大小不一，有杂志的复印件，有用浆糊拼接的纸块，上面可见作者的修改手迹，也有原本要做旅游书的那家出版社涂抹得五颜六色的痕迹。
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的王国伟将书稿抱回办公室，找了个退休老编辑用稿纸工整誊抄一遍，只是这件事的开头。“精品图书是做出来的”。喜爱余秋雨文章，也对书稿价值有准确判断的王国伟，在制作、出版、宣传、营销方面的谋划，步步精心步步为营，坚持数年，大获成功。这本书造就了余秋雨大众名人的地位，也开创了“文化大散文”这种书写样式。当然，他和余秋雨都没料到，《文化苦旅》畅销了20多年，至今有多个版本在销售；余秋雨红遍世界华人地区，“余秋雨热”经久不衰。
我知道《文化苦旅》是王国伟近30年出版生涯的最大亮点，也隐约了解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版界风云人物，他曾策划出版过许多畅销书和重要文化丛书，但读他的新书《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之前并不清楚，除了《文化苦旅》，中国女排功勋人物郎平也曾在多家出版社争抢中，选定他为《郎平自传》的出版人，理由非常简单：信任和缘分；雅皮经典代言人张耀风靡一时的《打开咖啡馆的门》和《咖啡地图》，亦是经他之手问世，开创了中国出版界大视觉图书的先河；而中国学术界、文学界许多优秀学者和作家，前者如刘小枫、周国平、陈嘉映、蔡翔、鲁枢元、南帆、张志扬、徐友渔、陈家琪、孙周兴、鲁萌等，后者如柯灵、张承志、张炜、周涛、张洁、张抗抗、谌容、韩少功、铁凝等，都是他那些或成功或流产的“出版事件”的共同演绎人。
文化感受能力好、思路清晰、执行能力也强的国伟，和我聊过他为什么选择做出版这行。如出版人王为松所说，出版人首先都是书迷书痴。但爱书人也可有多种职业选择。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这代人怀念的好时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和思想交流。出版是记录和展现时代的功业。出版物不仅是作家精神智慧的物化，也是考验出版人洞见的试金石——能否辨析、推动一个时代新的学术动向和审美取向。从职业来说，出版人能跨界，能超越单一学科的自我封闭，只要有眼力和沟通能力，就总能和优秀的思想者群体为伍。而这个职业过程充满思辨和审美，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修炼。国伟感恩好时代给了他机遇，造就了他的事业。他也没有辜负时代，以热情、才华和辛勤努力参与，回报了时代。
他也和我谈论过他独特的“一本书主义”。他坚信优秀作者总有一本最好的书，他做出版的自我要求就是发现这样的一本书，并以适合的方式出版营销。而这一本书一定代表这个学者和作家的创造精华、写作高峰。他认为余秋雨后来也有佳作，但都无法与《文化苦旅》比肩；之后他推出的“文化大散文”系列中，女画家巴荒的《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学者蔡翔的《神圣回忆》也是如此。
一个时代的感性文本，处处有作者身影。作者偏爱学术散文，自己也写一手好文章。整本书中我尤其喜爱的其实是那篇和具体出版事件并无关系的《石人山的秋天：学界往事》。文章写1992年深秋作者与一群思想学术界朋友在荒冷野趣的河南石人山跨界聚会，“这些人都有学术上的独门功夫，但大部分还深藏在民间，基本还处在当时学界边缘状态。”
这次民间性的学术聚会，以今天的世俗眼光来看十分贫寒，“在近乎原始的山上，我们讨论的是哲学和语言学转向的命题；讨论显得非常自由和激烈，甚至可以大声呼喊。”石人山寒气逼人，“大家只能点着篝火，通过精神性活动来加强生命的能量。因此，大家开始各自发挥，唱着各个年代最深情的歌，跳着最热烈的舞，诵着最富感情的诗。”“月夜更深，我们睡在守山人破旧的、四面透风的茅屋中……实在太冷时，就两人挤在一起……大家挤在一起御寒，互相感受着温暖，说着自己最想说的事。偶尔抬头，透过茅屋残破屋顶的缝隙，可以眺望到似乎伸手可及的圆月。”“那晚深秋的寒意，裹藏起我们真诚的情意。今天想来，依然心头会热。”
1984年28岁入行的王国伟，21世纪初离开出版社转任中国银联的期刊总编辑和公司文化总监，从事新媒体和数据库媒体的实践，曾让许多朋友不解和惋惜。经历身份裂变后他再次更换跑道，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满足于治学育人。
激情年代远去了，青春的体温并未褪尽。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只是，心头依然会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