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瓢饮
六年前，杜平从《联合早报》调至凤凰卫视工作。对于新东家，他这样写道：“我坦白，比起报纸，我不是那么地喜欢电视，但却那么、那么地钟情于凤凰卫视。五六年前，我还没有来香港的时候，有人问我对凤凰卫视的看法，我说没有看法，只有感觉。什么感觉呢？我说凤凰之于我，就像革命年代的延安之于进步青年，我愿意朝它私奔而去。”杜平的这段话，击中不少人的要害，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延安”吧？
杜平的新书《平心论》刚出版，它收入杜平在凤凰卫视“时事开讲”节目里多篇短小精悍的笔记式文字，以及他在媒体上发表的部分评论文章。之前杜平要我写几句“编者按”之类的话，这倒提醒我，九年前我访过他。那时我们出版社计划出一本《新移民访谈录》，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此书搁浅了，很可惜。我翻出访问杜平的旧稿《曾惊秋肃临天下》，征得他同意，附在书后，觉得比“编者按”之类的文字有意思，对读者了解“早期的杜平”，也更有帮助。当时，我问得认真，他答得也认真，两个人非常认真地做了这件事。认真做的事，不会差。今天翻看这篇文字记录，唤起不少回忆。对杜平而言，更是如此吧——“当时所说的事情，这么多年之后，现在已经淡忘了，所以文章中记录的过往，对我非常珍贵，我现在要是回忆，已经很难准确地想到当初的一些细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实的文字记录总是最可靠的记忆。
杜平是我的安徽老乡，但我们接触不算多，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但他的才华和人品，我是佩服的。他去香港之前，我们偶尔在朋友家聚聚，有一次聚会，散得很晚，赶不上末班地铁了。有车的杜平，“负责”送朋友回家，他先把一位朋友送到东海岸，再送我到文礼——我当时住在西部，而他的家则在北部。这么东奔西跑一折腾，估计夜里两三点他才能到家。以杜平的厚道和善良，他应该不止一次这样做，而且他可能早忘了这事，可我每想到那个夜晚给杜平带来的辛苦，就觉得内疚，以致产生“心理障碍”。之后，有谁开车送我回家，第一反应就是：不要，太折腾人了。今天把它兜出来，算是解开了这个心结。写出这件小事，也想说明，杜平这个人可以不计成本地重情义。新移民从中国来到新加坡，观念会改变，大家都变得“不愿麻烦别人，也不愿被别人麻烦”，可是，他的身上总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气度和定力。他守住了人情堡垒。
我不想说杜平是完美的、公允的、正义的，但我可以说他是真诚的、本分的、得体的。他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传达他的声音。他在《平心论》的前言里这样说：“有人也许会质问：不坚持新闻理想，不执着于新闻理念，不试图推动社会进步，不试图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体制，那为何要留在媒体？我的回答是：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自从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我就开始怀疑老师的说教和课本上的理论。我之所以赖在媒体这个行当里不走，没有别的原因，也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因为别无选择。”我欣赏他的坦荡，但心里不是滋味。所谓的“延安”，并非乌托邦。你可以带着理想朝它私奔而去，但理想很快转为现实。岂止杜平，我们很多人都是“赖”在自己的岗位上，准确说，是赖在这个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