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瓢饮
1979年，我初中毕业，第一次去杭州伯父家过暑假。过完这个假期，就得升高中了。去之前，父亲告诉我：“你伯母文革中被整，跳钱塘江自杀。伯父再娶，生得一女，娇宠万分，在杭期间，凡事得让着小堂妹。现在的伯母嫁你伯父时，带有一子，你对这个堂哥不要生疏。”我记着父亲的话，对伯父一家有了一个大概的朦胧印象，也一边幻想着西湖的种种美丽，就这样火车到站了。
那个暑假过得真是欢快，和伯父一家相处融洽，尤其“小公主”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哥哥，收敛了她平时的“刁蛮”劲，表现出儿童固有的善意和天真。我也喜欢这个聪明任性的小公主，哭起来震天动地，笑起来湖水翻腾，是个人物。她如今事业有成，定居美国，这是后话了。因为年纪的关系，我当然和19岁的堂哥更有话说。堂哥读书成绩不佳，伯父托关系在铁路上给他找了份列车员工作，尽管跑车很辛苦，但这是铁饭碗，薪水也高，当时很令人羡慕。他跑几条路线，近的上海，远的广州，有时一两天，有时五六天，回来也休息好几天。
堂哥长得帅，见识也多，加上手头宽裕，每次上海广州这些新潮地方跑车回来，总是换了一身时髦衣衫。伯父喜欢会读书的孩子，见不得堂哥臭美，每每说上几句风凉话。堂哥从不顶嘴，笑笑，权当耳旁风。堂哥人缘好，跑车回来，总有小哥们在楼下喊他出去玩，他这些朋友从不上来，大概他们怕见伯父。有时候，堂哥也叫我一起去，我得借用伯父的脚踏车。所谓出去玩，就是在西湖边骑车兜风，或者把脚踏车寄存山脚，爬山去。后来看电影《十七岁的单车》，北京少年小建在湖边骑车的镜头，立马让我想到那一年的暑假。
那时候，合肥到杭州没有直达火车，回去的时候，堂哥送我到上海转车。中午到，第二天早上离开，特地留下一个下午和晚上在上海逛逛。第一次到大上海，难免激动，好像在杭州的整个暑期都是情感铺垫，是为了迎接上海这个高潮。堂哥带我到了外滩，简直像到了欧洲。这时天色突变，一阵台风，接着下了暴雨，伞都撑不开，雨真是大，大到一定程度反而像烟雨，成了水墨画。晚上风雨歇息，南京路上都是人，我和堂哥走在人群里，心里美滋滋，就这样被上海俘虏了。
后来我在上海读大学，常去杭州。堂哥借工作之便，有时也来上海看我，他还夸我们复旦食堂的饭菜香，我是吃厌了，不觉得好。其实，堂哥是一个追求上进的人，尽管读书考试不是他的强项，可他对知识的热爱从不消退，他书法很好，刻苦钻研，自学成才。他喜欢走在大学校园里，喜欢大学的氛围。他说我们食堂的东西好吃，一定是心理因素。记得1987年4月韩素音访问复旦并演讲，谢希德校长主持。我们毕业在即，两三个月后就要离校了，大家都没有心思听她演讲。那天正巧堂哥来看我，听说韩素音演讲，一定要去，我“陪他”去听了。韩素音晚年很左，讲了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话，台下学生听了很反感，但堂哥却听得津津有味，他过了一把大学瘾。
转眼堂哥也朝60奔了，早年的清清俊俊变为如今的雍雍穆穆，他每天写字，在微信圈发他的书法作品，最近一幅《心经》，写得极好。有这个爱好，堂哥的晚年将会很愉悦，气定神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