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灵
伦敦人在我眼中，有一种类似东京人的孤独、冷静和超然，兴许是费尽心思才形于外表上的一出精致表演，比东京人更时髦些。
6月24日，伦敦，新闻说前夜下了一场大暴雨，多个地区淹了水。我睡得安稳，不知情。早晨推开门，如昨日一般灰蒙蒙、湿漉漉的天气，未见风踪雨迹。
和行人一道往尤斯顿火车站走，伦敦人无心望天，旅者如我却可停下来看个什么风物看个够。抬眼，那厚实、晦暗的云层澹澹游弋时，一些跟不上趟儿的浅薄无力的云块，不甘心地脱队，与云团拉开了距离，像一朵棉花撕碎，便怎么也遮不住天空，莹柔的翠蓝的天色乍然显露，别的大块的云仍不断分裂，终至云破天开，整片天被还以原貌，不再阴郁。原来，伦敦天空竟能婉曼如此，是我少见多怪，没在夏暑造访伦敦，秋冬雾都印象萦纡着，以为终年不见天日。
刚过夏至，日光上进了些。为营造这一天的好天气，太阳大概从凌晨三四点就启动，先用热量蒸发了积雨，再借煦风驱离了云霭，实在有些“天公作美”的刻意。
被称为“改写英国历史的一天”，手机里社交媒体上几个友人说我“见证了历史”。我无言以对，历史不是我说见证就见证的，它绝非一瞬，也不设场域；它不作预告，也不求感受；它无关胜负，也不足为惜；它无有高矮，也不容妄议。“历史”不是一场新戏，上演时我稀里糊涂入座观戏，末了，接到一份调查问卷：“历史怎么样？看不看得？好在哪里？坏在何处？”是谁日常化、简单化、庸俗化了历史，它变成像物质一样用来炫耀的工具，像书画一样用来抒情的管道，像影视一样用来调侃的话题。我深信历史是一个庄严的、古典的、学术的、客观的概念，只留给创造历史、记录历史和研究历史的人，其他大部分人，比如你我，仅或远或近地旁观了一起事件，与历史本身没有干系。
英国作家Virginia Woolf曾说过一席话，大意是：“事件如果不记录下来，它就形同未曾发生过。”她对历史的观点是偏激而“文学性”的，也有一种女性主义的建构。我并不十分认同，却玩味她的说法。
来伦敦前，没预想“英国脱欧”的降临，我的行程浪漫浮躁得和公民政治扯不上任何关联，即便待此刻发生了，我别无异样感受，只欣然面对这难得丽日。身边伦敦人看起来也没有“我们创造了历史”的兴奋，现实的世界不如新闻媒体、社交媒体所描述的那么躁动惶惑。
伦敦人在我眼中，有一种类似东京人的孤独、冷静和超然，兴许是费尽心思才形于外表上的一出精致表演，比东京人更时髦些，总之尤其让我这外人感到舒服、无压又着迷，伦敦的建筑和风光欣赏不暇，伦敦的人，显然是另种景点，我这般说法似乎不妥，怎能将人“物化”成风景？别担心，我亦谦卑地将自己“物化”，我身为异邦人，也是供伦敦人来看来说的，可惜与他们相比，我可能不是多奇妙的风景，尽管我将客人的装束、仪态和礼貌置备齐全，在人家的地界上，矫情镇物、故作姿态，于伦敦人而言，不同样是一番表演？当然，我根本也不确定，这往来的哪位是在地的英国人，哪位是一般的欧罗巴人。
街上男人的腿几乎是按时尚杂志里男模特的比例长的，我在亚洲人中本不算矮个儿，但跟这些男人相比，只剩歆慕。“欧洲男人腿都很长，”我定居英伦十几年的中国女性友人说，“说不准是不是英国男人，要听口音和语气才知道。”
比起男人，这里见到的女人逊色不少，英国女性普遍有过重问题，肥胖妇女数量超过欧洲他国，那些高挑、纤瘦、美丽的女子？“多是西班牙人、波兰人或罗马尼亚人。”友人解开我的疑惑。
那晚去西区一家有名的龙虾餐馆吃饭，塞车迟到将近一小时，临时又有用餐人数上的变动，每次我们都抱歉地跟餐馆致电报备。终于抵达了，接待的是一位年轻的长腿男侍者，长得好看，脾气可真是糟，连连抱怨我们迟到太久和更改人数，所以他必须将起先订好的桌子让给别人，把我们一行人晾着重新等位，我无奈哀叹一声，那男侍者还特地跑回来，伦敦腔说：“Honey，错可都在你们身上。”我不认为英国男人会花哨地使用“honey”这个词。
他端上餐食后，我们决定给他一点小费，既让这顿晚餐吃得痛快，也安抚他的“女王”脾性。他立时笑靥如花，变了一个人似的，到底没弄清他是否英国人，只听他说会打扮得亮晶晶地去参加隔天6月25日的“伦敦同志大游行”（Pride in London）。对他在此处拥有一席之地，能随意使性子这一点，倒由衷替他开心。
入夜的伦敦，气温降至13摄氏度。摄政公园外，有游民裹着军用被子睡在墙角——我敢说这是个英国人。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Jack London于20世纪初暗访伦敦穷人，撰为报告文学《深渊居民》（The People of the Abyss），写说：“位居深渊底部的他们柔弱、昏沉而愚昧……世界在他们之上照常运转着，他们不想、也没有能力成为世界的一分子。此外，这个世界的运作也不需要他们。有许多比他们条件更适合的人都在深渊的陡坡上往上爬，他们疯狂挣扎，唯恐再度往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