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新一届国会开幕，总统陈庆炎宣读的施政方针演说，透露了政府可能进行某种“政改”的信息。用他的话说，制度必须随客观情况的改变而与时俱进，政府将审慎研究是否有必要及如何改进我们的政治制度，确保我们长期有廉洁、有效和可问责的政府，避免新加坡陷入其他国家的覆辙，这些国家因为社会深层分裂和政治僵持瘫痪而饱受折磨。
政府释放这样的政治信息，等于表达了对未来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忧虑。有人或许会觉得，执政党刚在去年大选中赢得70%的选票，此时此刻忧心政治僵持瘫痪的问题是否是杞人忧天？其实不然。与其说这是过虑，毋宁说是忧患意识的体现。中国的古老经典《易经》便有这样的警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这种忧患意识也许可以追溯到2011年的大选和总统选举。那两场选举标志所谓的政治新常态的出现。去年的大选结果，似乎现实新常态又不见了。事实真是这样吗? 看来还难以骤下定论。去年的选举结果固然让执政党松了口气，却不能证明新常态已经消失。毕竟这场选举有其相当特殊的背景。这包括选前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逝世，激发了国人强烈的感激和缅怀之情。当然，起关键作用的应当还是2011年大选后政府大刀阔斧的政策调整，以及多项惠民措施的出台。
不过，随着另一场选举的临近，“新常态”的忧虑显然又再浮现。这就是明年底之前必须举行的总统选举。现任总统的任期明年9月届满，距离现在只有不到两年时间。2011年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仅以35.2%的得票率当选，就这点看，说不上是全民总统。但传统上，总统又是团结全民的象征。要如何避免这样的“尴尬”结果再次出现，确实值得思考和探讨。
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两场选举的过程和结果所揭示的社会与政治新现象。社会可能趋于两极化，族群可能因为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对不同政党的忠诚而分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新常态”顿时成了人们新的口头禅，多元政治诉求驱动下的社会分化迹象已经显露。其他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新常态一旦出现，是不可能会像一阵风离奇消失的。
施政方针演说中虽然没有举出实际的例子，但我们可以马上联想到两个因社会深层分裂和政治僵持瘫痪而饱受折磨的例子，那就是美国和台湾。一个是老大民主，一个则是新兴民主，但两者都陷入了政党政治的泥沼，社会也处于分裂状态。
奥巴马总统上任七年多以来，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恶斗日益激烈，这也导致两党支持者的分裂，社会形成两大阵营。两党在国会的角力，使奥巴马无计可施，许多重要法案都受到共和党的为难和掣肘，无法通过。因此，他日前在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时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任内的一大遗憾，无法消弭党争之害。他慨叹，美国政治已经破碎了，需要整体的修复。
台湾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刚刚落幕，八年前败选的民进党，这回重新执政，但人们对这次政党轮替似乎并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因为，台湾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府能在三几年内就搞定的。马英九没那个本事，蔡英文不见得就有三头六臂。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长期拉锯战，已经使台湾社会分裂，这是更加难以修复的。
政党僵持和社会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国家社会元气的斫丧。作为超强的美国也许还承受得起，但像台湾那样的社会，面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以及两岸分治的政治角力，却只能日益内耗，后果委实堪虞。因此，新政府能否解决经济问题，实是一大问号。
美国和台湾的经验，说明不管你是不是个所谓成熟的民主国家，政治一旦脱轨，走上政党政治分裂性恶斗的滑坡路，就很难再走回头路。新加坡的民主比台湾长一点，但比起美国可谓小巫见大巫，选民的成熟度也不可能超越美国，因此，谁敢打包票说新加坡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
最要命的是，如今已有一些知识分子把我们目前的政治状态视为不正常，而且认为我们应该尽早学其他国家，走上两党政治的“常态”。执政者显然不敢对这种新常态的苗头的出现掉以轻心。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使多数人不至于懵然相信别人破碎的政治，才是新加坡应有的“常态”？
政党政治的分裂性是与生俱来的，新加坡不可能改换这个制度，我们的着力点也许只能放在如何把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制约在最小的程度。“政改”消息的释放，自然引起各方的猜测和想象。连日来，报章已采访了好些专家、学者和政治人物，从大家的意见看，关注点主要是在民选总统、集选区和官委议员等几个方面。
有人认为应废除非选区议员制，这看来不是什么迫切的问题，如果说大选结果出现了足够的反对党议员，非选区议员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减少集选区的人数，这在上届大选中已开了头，若需再作调整也不难。三者之中，看来民选总统这一项还是比较迫切的。如果保留这一选举，如何厘清民选总统的角色，如何适当的提高竞选门槛，以及如何避免选举政治化，都是有待思考的问题。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已经够大，民选总统选举必须避免让这种分裂性有另一个滋长的空间。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