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报章评论
马凯硕
现在是2016年1月。SG50金禧年庆祝活动结束了，SG51开始了。我们必须为SG100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换挡，从庆祝转为反思。我们必须努力思考，要采取什么新方式和政策来确保新加坡继续成功。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相信接下来的50年可以沿用过去50年的同一套政策，那我们将面对麻烦。
我们可能会重蹈柯达（Kodak）公司覆辙。柯达曾是世界上最成功和最受羡慕的公司之一。它变得自满，在外部环境改变时拒绝与时俱进。今天，它已走入历史。
要开始反思的过程，我们应该对首个50年的成功与失败做出客观的检讨。我们是世界上可以最没有顾虑地这样做的国家，因为我们成功的例子远超失败。我在《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发表的一篇文章便指出，新加坡可以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有这样辉煌的纪录，对谈论失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然而，我们不太愿意讨论我们失败的地方也是事实。就我所知，在讨论我们的失误时，总理李显龙是最坦率的。在2011年大选竞选期间，他说：“对不起，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完全做好，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和包容，我们正努力解决问题。我们犯了错，我们疏忽了。我们必须道歉、认错并加以纠正。”
总理为政府的错误道歉的做法让人尊敬。然而，在对成功和失败进行客观的检讨时，我们不必觉得必须为先前的错误道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些开始实行时是正确的政策，在环境改变后依然一成不变，最终可能变成错误。
“两个就够了”
以我们的人口政策为例子。“两个就够了”的家庭计划开始推行时非常成功。出生率从1972年的每1000人23.1个婴儿，下降到1987年的16.6个。计划的成功促使我们继续推行下去。很遗憾的，我们发觉计划“过于成功”时为时已晚。因此，我们最终做出U转，鼓励人们多生育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生育率下跌和其导致的人口减少趋势已经不能逆转。
我们应该指责某人没有及时做出U转吗？不，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当时的决策者是根据他们掌握的证据和知识做出决定。另外，若是把检讨变成“相互指责游戏”，人们最终会不愿意开口谈论他们的过失。
然而，个人与社会承认失误却是有益的。最近，我阅读了乔布斯（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感人肺腑演讲。他在演讲中坦诚，被苹果公司开除，让他成了“人尽皆知的失败者”。他甚至想过逃避而不是面对失败。经过反思后，他慢慢发现，被苹果开除，“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好事情”。简而言之，从失败中学习可以是鼓舞人心的经验。
一个坏总统的危险
既然要开始检讨，那我们不妨大胆一点。我们应该考虑，即使其原有的用意和目标是有理的，一些属于“圣牛”的政策，是否已经成了错误。我认为，民选总统便是一个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的制度。
实行民选总统制的理由光明正大。新加坡累积了数额相当大的储备金，因此不能排除出现一个坏政府，花掉这些辛苦挣来的钱的危险。民选总统的目的，是作为第二把钥匙；政府若要动用储备金，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理论上，这个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但事实上，它却可能是有缺点的。过去，我们担心的是出现一个坏政府。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出现一个坏总统的可能性。当然，民主制度下的选民可以是明智的。选民在2015年的大选给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强有力的委托便是明证。遗憾的是，选民也可以是不明智的。人们会被魅力型和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迷惑，泰国前首相达信当选便是例子。当一个领导人承诺立刻派发金钱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时，人民有什么理由不选他呢？
当然，我们的民选总统制不允许总统用自身的钥匙打开国库。但是，选出一个和负责任的政府对立的总统，却可以带来重重矛盾。许多民主国家，包括区域内的一些国家，都被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蛊惑了，假设新加坡不会受到影响将是个错误。
让我先说明，第一个建议重新探讨民选总统制的不是我。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与何光平在2011年9月3日发表于《海峡时报》的文章便表示，2011年的民选总统选举，“是一次分裂社会和高度政治化的选举。其结果可以用混乱和不幸来形容。”
由国会选出总统
因此，现在对民选总统制做出U转或许正是时候。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我们不须要“重新发明轮子”或“多此一举”，只须要回到由国会选出总统的原有方式。国会选出了许多好总统，包括尤索夫伊萨（Yusof Ishak）、薛尔思（Benjamin Sheares）、蒂凡那（Devan Nair）和黄金辉。
此外，由国会选出总统也是明智的做法。我们可以根据个人才能而不是受欢迎程度来做出选择。像我们这样的多元种族社会，由不同族群的人选轮流担任总统也是明智的。我们上一名马来人总统尤索夫伊萨是在1965年至1970年间担任总统。现在也许是由另一名马来人出任总统的时候了。
建国总理李光耀针对民选总统制于1999年8月12日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也注意到总统人选来自少数族群的重要性。他说：“我想是时候提醒新加坡人我们是个多元种族社会了。这也是象征我们国家认同的一种方式。”
在共和联邦国家中，认识到由来自少数族群人选作为国家象征好处的，我们不是第一个。1995年至2005年间，来自香港的中国移民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出任加拿大总督。
同样的，新西兰也曾选择少数族群出任总督。2006年至2011年担任总督的阿南德·萨蒂亚南德（Anand Satyanand）是印度裔斐济人；2011年开始担任总督的杰里·迈特帕里（Jerry Mateparae）是毛利人。
毫无疑问的，要改变民选总统制，必须先进行全面的讨论。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革，人民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当我们进行辩论时，不应该让它变成一个“相互指责游戏”。提出实行民选总统制的人有真诚的理由。不过，它却不一定是我们最明智的决策之一。
如果我们可以承认，即使是民选总统制这样的“圣牛”也可能是错误的，人们就敢于对独立首50年间的其他可能错误发表看法。正如乔布斯所说，承认失败可以让人如释重负，继续向前迈进。
我们要从反面来看，才能了解这个观点的力量。出于我一直不明白的原因，历届日本政府都不愿意承认，从1930年至1945年，也就是二战爆发前，日本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意味着，每一届新政府都背负了捍卫先前政府的责任。
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错误。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公共政策学者：放心对我们过去50年的一些失误进行讨论。这可以让我们把自己从过去释放出来，放眼未来。
原载《海峡时报》。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新著是《新加坡能生存下去吗？》。
叶琦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