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睿


“德国制造”似乎在中国突然成了热门。上至国家政策里的工业4.0，下至淘宝代购，连带着在德的中国人都与有荣焉：每当回中国的时候，就会有托带双立人的刀、WMF的锅、博朗的耳温枪等要求。你问，双立人在中国国内也有卖的呀，答曰，那是上海做的，我们要的是德国生产。


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青岛百年地铁，油布包裹着部件和示意图，装上还能用”的梗我没有亲历。我所亲历的只有，在类似于屈臣氏的店里打量一台红外线照射仪——那是一台外形非常简陋的照射仪，除了开关什么也没有，可用于家常保健、治疗腰酸背痛腿抽筋以及面部保养——正在打量，一个在旁边架子看东西的老太太过来亲切地说：“这个东西不错。我家里就有一台，我用它用了快20年了，感觉非常好。”


这台红外线照射仪，售价19欧元。


谈到制造生产，常见于报端的是马上联想到德国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但这样做是有危险的。虽然，为了承袭鲁迅先生的传统，似乎应该坚持“国民性批判”，但把所有事情都扯上“国民性”，无疑是一种懒惰的做法：看，德国人生来就是那样，严谨认真在他们的骨子里——民族性格不同，是不是所以中国从此在高质量生产方面毫无希望，该认命了呢？


中国有一种审美传统，一个人术业有专攻还不够，最好“博古通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是一种很浪漫的审美，譬如《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药师，衣袂飘飘，肃爽清举、一代宗师、潇洒至极。但无独有偶，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也提出了“浪漫主义诗歌是宇宙的普遍诗歌”（Die romantische Poesie ist eine Universalpoesie）的口号，颇有异曲同工的意思。所以你不能说，德国人没有天马行空或者“大而化之”的国民性。


也许区别更多地在于现代化的程度。


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工业概念：大规模的工业化整齐生产代替零散参差的小作坊；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大规模资本积累的过程，投资和金融的产生；而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概念，再进一步，是一个精神概念。社会开始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生。


在进入现代之前，一个农夫往往同时负责养猪、杀猪，把猪运到集市上卖猪，用卖猪的钱买一批新的农具，用这些农具搭一个新的猪圈的工作。然而现在，有专职养猪的专业户，有专职杀猪的屠宰场，有专职运猪的物流，有专职卖猪的超市或菜场，有专职钻研投资的投资顾问，又有专职搭盖猪圈的建筑商。


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每一个环节都更有效率：猪的存活率更高，超市里的猪肉更干净、保存得更好，投资错误的可能性降低，猪圈也搭得更加牢固、更适于猪生长。而具有现代化的精神就意味着，农夫可以坦然接受自己只管养猪，至于运输、售卖、投资分析、理财等等，则自有另外的专人处理。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认为这是自然而然。但这“本该如此”后其实有对这种机制的接受——它的存在，也不过200年而已。


社会分工无限细化


社会分工的含义，对个人来说，意味着像电钻头一样，由一个小点进入，越钻越深，不求做大做强，只求由米粒大小开辟出一片天地，满足于在这片小天地里呼风唤雨、无人能及。这是集中发挥优势的一种理性，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谦卑。德国是一个现代国家，不仅是因为德国的标准化工业生产更加完备，经济体制更加稳定，而是因为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前提是社会分工无限细化，以至于每个最末端最微小的行业也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每个行业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订制以及改变制造标准，各司其职，一加一大于二。反观中国，在电子业尚未立稳脚跟，就急着发展通讯事业。生物技术已经做到一半，何不把医疗设备也拉进来，反正多少也有相通之处。横跨数个行业好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不世奇才，显得高格、霸气。


不久前的“大众汽车门”在德国搞得风声鹤唳绝非虚言。因为一旦大众汽车受损，牵涉到的并不是只有大众一家公司，还有许许多多仪表盘生产商、电池生产商、材料制造商。这是一个无限向下细分的产业链，其底端可至橡胶的采集与生产、金属冶炼、车工和技工职业培训、动态学研究、电池元器件在储电、效率、防损耗等多方面的开发。那是无数细如砂子的小公司，很多公司的员工只有百来人。它们从存在开始，分别只从事螺钉生产、橡胶生产、玻璃生产、金属冶炼、材料合成中的一项——做到极致。分开来看，每一家都微不足道；但加起来，产业链上所有环节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的经验沉淀和细化到针尖一样的研究，每个环节得到的都是最佳结果，一齐发光发热，效用可谓人力所及之最优。


不是做红外线照射仪吗？那我要做的就只是一台红外线照射仪，其余什么都不想。


不要以为这是只需要“躲进小楼成一统”那么简单。“功能追随准则”。螺钉生产商可以上百年来只专注螺钉的生产，是因为他对由分工组成的网状结构有足够信任：虽然自己只是网中的一个小结，但全网并不以某个小结的“做大做强”为荣，而是必须要许多个像他这样的细枝末节一起运行。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2014年世界杯时曾让许多人赞叹全队之间行云流水般的默契配合——不是没有球星，而是许多球星对自己功能的发挥以及全队的精准把握，所以有些足球专业评论员感叹，靠一个巨星撑起一片天的打法已经过去，足球技术发展到了整体作战的时代。这，就是分工。


不梦想大包大揽，是因为这是一种小单位和整体之间对“分工”这种机制心照不宣的信任。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思想进步”的地方，就是谦虚谨慎、认识到人力的局限，不好大喜功，不同时追求多快好省，动辄想着“跨行业发展”。但那是因为无论当事人自己还是社会里的其他人，都不会认为在一家专注螺钉生产或电极研究的百人小公司工作是丢份的事，他们信任“社会分工”。


不要说中国没有做精细活儿的人。福安的林仕元，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银雕艺术，最近即将完成巨幅银雕《清明上河图》。他曾在采访里说明，焊接部位的银子要怎样熔断以保证作品没有缝隙，桥下的流水要用到什么刀什么手法，为了体现风吹柳动的栩栩如生，又要借用木雕的什么技艺。就连吃个螃蟹都还分八件呢，每一件专门针对螃蟹的一个部位，功效和操作手法各不相同，这才能在吃过之后，仍然能用蟹壳拼出一只完整的螃蟹。中国哪没有做精细活儿的国民性呢？


作者是德国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讲师


全球化管理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