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何谓“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过去对此我有明确的理解，最近则似乎越来越blur。


《国际纽约时报》（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于5月14－15日言论版上，刊登了本地一位以英文写作的诗人Gwee Li Sui的一篇讨论Singlish的文章（题为Politics and the Singlish Language）。文中提到尽管曾经遭受政府的打压，Singlish仍呈现一片形势大好，现在连政府和官员也在使用。作者字里行间难掩其兴奋之情。这篇文章能在这份国际报章上出现，显示新加坡的语言问题也引起国际的更大兴趣。


最近流行的一句Singlish是“ownself check ownself”，始作俑者工人党议员毕丹星。他不久前在国会辩论中，叫人民行动党“自己管好自己就好”，语带调侃。作者以此例子说明Singlish已进入本地的政治语言范畴。


政治人物喜欢在国会以及国会外的公开场合中使用由方言转过来的词汇，加强语言的色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在政府“不鼓励”（discourage）Singlish的大政策下，从政者对Singlish词汇也不是那么敬而远之。如几年前，行动党议员似乎特别钟爱bo chap（不睬，形容民间对某些事情“冷漠不理睬”的反应），这个有本地福建话色彩的词汇时不时会出现在议员的演讲中。在选举期间，政治人物，无论在朝在野都会借机卖弄Singlish和方言，以“贴近”人民，以示亲和力。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对Singlish和方言的否定态度，直到晚年都是一样坚定。但他也是务实的，当政策宣传需要借助Singlish和方言的力量时，他也不会反对，所以，这几年来我们看到有关政府的奖励政策和建国一代配套的方言宣传片在社会上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当然这一方面也得归功资讯科技的发达。


与此同时，这些方言宣传片也在某个程度上带动了方言的复兴浪潮，导演梁志强标榜“新加坡第一部方言电影”的《我们的故事》（Long Long Time Ago）最近引起一阵热潮，并不是偶然的。


这些现象让我们看到部分新加坡人方言情结的突显，也促成另一类语言现象的诞生：新一代基本上不能说方言，但却能在网络上和手机的短信平台上用“罗马字说方言”。“罗马化的福建话”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最近我便在市区内某个商场看到“mai kong bo chio hor”的大字广告词，初读莫名其妙，再读两遍便领悟这是一句福建话“别讲没招呼”（意识是说“别怪我没先招呼一声”）。


“罗马化的福建话”丰富了Singlish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但新式的Singlish掺杂入越来越多的福建话之后，甚至已不是年轻一代所容易理解的。


二十多年前一位原籍南京来自香港的新闻工作者，被聘来早报工作。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当年到香港工作，两个月后便能听懂广东话，但在新加坡工作了两年，还听不懂本地人讲的英语和福建话。现在有人说，要考验新移民是否融入本地社会，就看他的Singlish功力有多深；而今天越来越复杂的Singlish这一关，对新移民的挑战肯定比以前更大。


几天前的一则报道说，许多富有本地特色的英语词汇，如ang moh、blur、HDB、killer litter、chilli crab等等19个Singlish单词，已在今年3月更新的《牛津英语词典》中正式采用。这不是Singlish第一次受到“ang moh”的垂爱，kiasu、sinseh等词汇已更早地进入《牛典》，为Singlish争光。


从多年来的“妾身未明”到今天的争取名分，Singlish无疑已是新加坡一种蓄势待发的文化张力，对新一代的影响利耶弊耶有待观察，但目前它至少模糊了不同种族之间的语言鸿沟。新一代新加坡人口操相同口音的英语，语尾助词没有太大的差别，连马来族和印度族年轻人讲英语，都会用mey（咩）这样十足方言味道的疑问语气。


此外，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在中英双语环境中成长的婴孩，相较于在单语环境下成长的婴孩，对华文单词的声调变化更为敏感。孩子同时接触双语非但不会影响学习语言的进度，反而有助孩子更好地掌握华语。


这个结论加强了过去的看法，对于年轻一代父母有及时的提醒作用。在社会语言多样化的时候，新加坡人的家庭却趋向只讲英语的单语化。当没有能力讲正确英语的爷爷奶奶辈，也用粗糙英语单词构成的碎片化语言跟孙儿沟通时，我们就知道新一代学习双语的最大障碍，并不来自语言复杂化的社会环境，而是来自家庭。


Singlish结合方言的力量，有逐渐改变社会语言环境之势，家庭环境对培养未来一代双语能力的重要性是与日俱增。然而，家庭的这一道防线却在加速崩溃中。双语教育缺乏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支援，不免独力难支。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