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透视
李钟和
近几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纷纷进入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它们使用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也没有充分回稳。现在，是时候回归更加熟悉的政策领域了。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将政策利率减至几乎为零的水平，并采取了所谓的量化宽松，即从公共和私人部门购买长期证券。欧盟、日本和英国央行也随即推出类似的非常规政策。结果是巨量廉价流动性协助稳定了金融部门，重振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也提高了内需。这一切都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的后果，让全球经济走向复苏。
但这一激进做法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指出，实施多年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下降，而成本则在上升。意识到这一点，美联储在去年年底结束了量化宽松，并将政策利率提高25个基点。今年，美联储可能继续升息，尽管其速度和幅度仍不确定。
但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仍决定维持量化宽松政策。此外，它们还采取了负政策利率（这等于向银行准备金收费），以重振萎靡的需求。但这对通胀和真实产出的影响，不出预料地非常有限。
货币政策是处理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也可以在衰退期间提振就业和产出。但是，将利率降到零以下，损害了银行资产负债表，降低了它们的贷款能力。结果，这政策没能提高商业投资。即使长时间低正利率，也可能适得其反，助长资产泡沫，导致家庭和公司债务增至不可持续水平。
与此同时，资产购买导致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现在，央行需要有序缩减规模，但这非常棘手。
除了国内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还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溢出效应，尤其是让在金融上同发达经济体紧密联系的新兴经济体，坐上了资本流的过山车。
首先，新兴经济体充满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大量资金流入。这导致了过热和通胀、资产价格泡沫和货币迅速升值。接着，美联储削减量化宽松，又导致资本猛然抽离，带来了金融破坏和货币危机风险。新兴经济体货币当局只能运用包括利率、汇率、审慎监管和资本管制等可用工具，来应对这些冲击。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还拉低了它们的货币、刺激了它们的出口，竞争性贬值如今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如果日本央行直接干预汇率市场让日元贬值，那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中央银行也选择这样做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所有这些都具有高度破坏性，特别是对内外交困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而言。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把上述视为撤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由，反而建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采取更加夸张的政策：所谓的“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drops）。直升机撒钱的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69年提出，意指直接向公众分派新印钞票，并且央行承诺永不收回。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指出，货币融资本质上等如全面减税，由央行承诺购买政府债务。
支持欧洲和日本采取直升机撒钱的知名经济学家包括伯南克、博易特（Willem Buiter）、德尔维什（Kemal Dervis）和特纳（Adair Turner）等。他们指出，即使这不是理想方案，至少可以助经济一臂之力。对因高企的公债和赤字受困的政府来说，这一建议着实具有诱惑力。
但直升机撒钱风险很大。伯南克本人就警告说，这一政策可能破坏央行的长期独立性。此外，它让政府能够不受约束地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有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印钞权力。而且，它也未必能取得意料中的效果，撒下去的钱可能只是令某些群体受益。主权和信誉一旦失去，重新获得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央行只能把直升机撒钱视为最后的手段。
现实是，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飞来横财的依赖，可能导致严重的长期影响，当它们是被用来延迟解决基本问题时，更是如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复兴战略，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就是一个例子。该战略计划结合货币和财政扩张刺激结构改革。但改革却被推迟，而就业和产出增长也非常有限。
发达国家央行现在应该做的，是实施重建信誉的货币政策，而政府应该专注于推行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关键是，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必须进行政策协调，以提振信心、提高增长。这是回归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办法。
上个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承认了货币刺激政策的局限性，并认同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政策才是未来增长的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身体力行来证明。他们的信誉及全球经济危在旦夕。
作者Lee Jong-Wha是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
英文原题：The Way Back for Monetary Policy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