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
一股转向更极权主义的趋势，似乎正向全世界蔓延。普京成功地利用民族主义，收紧了他对俄罗斯的控制，并且似乎还很受人民支持。习近平被认为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掌控着越来越多的重大决策委员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撤换总理，代以更服从他集中行政权力做法的人选。也有一些评论员担心，如果特朗普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墨索里尼”。
权力的滥用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圣经》告诉我们，大卫（David）击败歌利亚（Goliath）并随后成为国王后，勾引了拔士芭（Bathsheba）并故意把她的丈夫派上战场送死。领导力包括了权力的使用，而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曾警告，权力可以产生腐败。但权力是让人们按照你的指示行事的能力，没有权力，领导人就无从领导。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大卫·麦克柯兰德（David C. McClelland）曾经按动机把人分为三类。最关注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人有“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最注重和他人友好关系的人有“归属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最重视影响他人的人有“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
第三类人是最有效的领导人。回到阿克顿勋爵对权力的看法。问题是，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就像食物中的卡路里，太少会导致虚弱，太多会导致肥胖。心智成熟和培训，是遏制自恋式权力欲的重要方法，而适当的制度是取得正确平衡的关键。道德和权力可以相辅相成。
但道德也可以成为增加权力的工具。马基维利（Machiavelli）探讨了道德对领导人的重要性，认为表面上表现出高尚品德可以吸引追随者。品德高尚的外表，是领导人软实力或通过吸引力而不是胁迫或收买，来让人们根据他的意愿行事的重要能力来源。事实上，对马基维利来说，君主的高尚品德应该仅仅是表面上而不是真实的。“我甚至敢断言，如果他具备并实践所有这些美德，结果会是有害的，看上去具备它们却很有用处。”
马基维利还强调，当领导人面临软、硬实力的取舍时，胁迫和收买的硬实力的重要性，“受到爱戴取决于他的臣民，而让人畏惧取决于他自己。”马基维利相信，当你必须做出选择时，最好是让人畏惧而不是爱戴。但他也明白，畏惧和爱戴不是截然相反的，但爱戴的反面，也就是憎恨，对于领导人来说却是非常危险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邦的无政府世界，比今天的民主国家更暴力、更危险。但马基维利的看法，对现代领导人来说仍然十分重要。除了狮子般的凶猛，马基维利也提倡狐狸般的狡猾战略。脱离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很难改变世界，但我们在评价现代民主领导人时，应该同时考虑马基维利和阿克顿的论点。我们应该寻求和支持有自我克制的道德力量，并同时具备成就、归属和权力需求的领导人。
但除了领导人的道德，阿克顿所说的两难还有另一方面：追随者的要求。领导力是领导人的个性、追随者的要求及他们彼此之间互动环境的结合。担心国家地位的俄罗斯人民；关注贪污猖獗的中国人民；在种族和宗教上陷入分裂的土耳其人民，都形成了有利于具备权力需求领导人出现的环境。同样的，为了满足他的自恋式权力需求，特朗普巧妙地操纵电视新闻节目和社交媒体，放大了部分人口的不满。
制度的关键性角色就在这里。在美国建国之初，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其他开国元勋发现，领导人和追随者都不是天使，因此必须设计加强约束的制度。他们从对罗马帝国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要防止凯撒式的过于自负领导人的崛起，需要制度框架来分割权力，实现派系之间的互相制衡。麦迪逊对可能出现“美国的墨索里尼”的解决办法，是一个权力制衡系统，确保美国不会重蹈1922年意大利的覆辙，或变成类似今天的俄罗斯、中国或土耳其。
美国开国元勋对于要赋予我们的领导人多大权力煞费苦心。他们的答案是设计保护自由，而不是政府效率最大化的制度。许多评论员抱怨制度被腐蚀了，其他人则认为变革如真人秀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影响了公共讨论的质量。今年迟些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美国开国元勋所设计的权力和领导力框架，到底有多大的韧性。
作者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世纪是否结束了？》（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一书。
英文原题：Do We Want Powerful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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