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共十八大后许多大“老虎”落马时，民众放炮甚至拉横幅庆祝，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大多数皆曾和房地产或“拆迁”有关。这当中充斥著钱权利益交换关系，滋长腐败温床。


中国重庆市日前有20名公众也高举布条，但却是祝贺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就任，借此诉求中国政府应追求民主自由宪政。他们后来被公安带走或驱散，其住屋遭强征、强拆而流离失所。法院对其诉讼案件并无立案处理，这些公众呼吁依法治国、为民服务的政府为其伸张公平正义。这反映公众心声，即对政府公正角色期许、房屋土地财产所有权渴望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等诉求。


从中国近几十年所爆发的“土地财政”问题来看，城市拆迁户民众及失地农民沦为最大受害者。消极影响包括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土地财政难以永续化、降低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影响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房价与地价、土地资源与资金严重浪费、增加财政与金融风险、加速城乡与收入差距，及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


中国地方政府的城市经营策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策略，难以避免“土地财政依赖症”。这是在财政分权制度、地方竞争及政治锦标赛的驱动下，所采取的兼具“无奈之举”与“竞争冲动”的“理性行为”。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的房屋拆迁、征地行为及治理“土地财政”问题，实难就单纯的“就地论地”解决方式。


首先，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转移：中央专项补贴直接划入地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可用于支持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和城市建设支出；规范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加大对省以下转移支付力度。


其次，改变政绩考核模式：改变“标尺竞争”所产生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构建“社会民生指标”，而非集中于“经济发展绩效”指标。例如应纳入房地产市场稳定和市民住房情况两项指标，以约束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迷思。


再者，变革官员遴选模式：目前大陆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任命式选拔制度，并以经济指标绩效考核其治理能力，这是地方政府不断衍生拆迁占地冲动的关键。应通过选举、罢免、弹核、监督、质询等民主程序，“由下而上”决定地方领导遴选。这也是重庆民众用祝贺蔡英文当选所凸显出对民主选举的渴望。


最后，转变政府裁判兼球员角色：地方政府拥有拆迁征地程序的“设定权”，也对土地补偿、安置争议具“裁决权”；同时是征地政策的制订者，也是执行者。因此，要强化司法机构的独立审判地位、司法救济手段，改变司法属地化、地方化、行政化的倾向。这样房屋拆迁违法事件始能获得法院立案处理。


总体而论，加重地方政府拆迁及土地违规行为的成本及惩处，始能达到善治的目标。土地征收的主体应由绝对受益的主体，转变成多个利益共享主体。地方政府不可拥有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的垄断权及独享土地财政收益，必须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民、企业开发商、房地产商共同参与及共享成果的平等协商机制。


作者是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