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怎么会变成这样？在短短数月里，特朗普成为总统的可能性就从荒唐的猜测变成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一个政治经验如此缺乏、对事实如此漠视的人，是如何变得如此接近总统宝座的？
最近，在一篇广受讨论的文章中，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指出，“民主过多”是特朗普崛起的原因。在苏利文看来，政治建制被极右翼反智主义和极左翼反精英主义推到一边。与此同时，互联网放大了愤怒和无知人群的影响力。如今，在政治上起作用的不是实质或意识形态；而是愿意成为表达人们最严重不满的声音，而这毫无疑问是特朗普所擅长的。
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其尖锐的回应中指出，苏利文颠倒了逻辑：真正的罪魁是“民主过少”。他指出，特朗普在相信“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话语权”的选民中最有市场。
而越来越多的选民有这样的感觉是有原因的。如今，做出一些最重要政治决策的是技术官僚。即使在当选代表仍有决定权的政策领域，也很少体现人民的偏好。
乍一看，苏利文和林德的说法似乎互相矛盾。但是，要理解自由民主危机的深化（这也让横行欧洲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变得更无畏），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其实是互补的。
北美和西欧的政治制度有两个核心部分。它们是自由的，因为它们寻求捍卫个人权利，包括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的个人权利。它们也是民主的，因为它们的制度应把群众的观点化为公共政策。
但在最近数十年，随着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和对政治建制的怒气一飞冲天，西方政坛的这两大基础陷入了矛盾。结果，自由民主分成了两种新的形式：“不自由的民主”或没有权利的民主；和“不民主的自由”或没有民主的权利。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许多政策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宏观经济决策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做出。贸易政策体现在国际协定中，而国际协定又由万里之外的机构内的秘密协商确定。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由宪法法院裁定。在极少数当选代表仍拥有正式自主权的领域如税收，全球化的压力也减少了老牌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因此，毫不奇怪的，大西洋两岸的人民觉得他们不再是他们政治命运的主人翁。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自由但不民主的机制中：他们的权利基本上得到尊重，但他们的政治诉求却往往被忽视。
对不理会他们的政治建制感到不满的选民，开始倾向宣称体现人民内心声音的民粹主义者。和特朗普一样，他们承诺扫除阻挡集体意愿的制度障碍：批判性媒体和独立的法庭，还有欧盟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但他们恶劣的论调应该让他们真正希望实现的目标暴露无遗：严打个人权利，特别是在他们的演讲中充当代罪羔羊的人，包括墨西哥人、穆斯林和揭黑记者的权利。
近年，匈牙利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án）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沦为不自由的民主。而自去年底，波兰新政府就试图仿效奥尔班的做法。如果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赢得明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不自由的民主可能蔓延到西欧的中心。
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样，特朗普的崛起凸显了现今的政治现实：苏利文所担心的民主过多，因为数十年来民主过少的情况而出现了。政治精英不能反映一般选民的要求，打开了一个社群团结和群众自卫的诉求空间，而这些往往带有种族色彩和浓烈的沙文主义。
要避免我们的政治制度分崩离析，沦为不自由的民主或不民主的自由，仍有一线希望。也许，短期主要重点应该放在实施提高一般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上，从而缓和对政治建制的普遍愤怒。
但实验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也是明智做法。近年来，参与性预算、协商式民意调查、甚至各种形式的“流动式民主”（允许公民选择就某项政策问题投票，或是将投票权交给某个代表）都成了流行趋势。这些创新都不是万灵丹。但它们有助于寻求比当前安排更能平衡个人权利和民主的制度。
如果这些措施力度太小、来得太迟，或者政治建制沦为民粹主义的惊弓之鸟，导致技术官僚最终对公共政策有更大的控制权，那么自由民主就不太可能持续。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可能面临政治上的苏菲亚的抉择：牺牲我们的权利拯救民主，或者放弃民主以保护我们的权利。
作者Yascha Mounk是哈佛大学政治理论讲师，新美国（New America）研究员，著有《祖国的陌生人》。
英文原题：Illiberal Democracy or Undemocratic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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