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脉搏


《新加坡发展之路》一书在中国出版，因其强烈的中国官方背景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主题是要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以期有序推进中国的政改。它对新加坡发展道路的总结，就是人民行动党通过经济、社会、法制等多方面建设，有序实现了从精英政治向精英政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其实现手段则是保持经济高增长、建设法治社会并构建中产阶层的社会主体。即使这些经验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最终实施，也能看到其对中国前途命运非常真诚的探索精神。


正如书中所指，新加坡“基本上消除了导致政治动荡甚至革命的内部矛盾”。这也是困扰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问题，即如何让中国走出一次又一次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再到暴力革命重新洗牌的怪圈。今日中国固然需要阶层间的对话、妥协，更需要的还是建设上下有效流动的机制。其重要性在技术层面上甚至比政体与社会制度性选择更为重要。所以，我固然呼吁中国能够继续推进民主建设，但在制度选择缺乏更多选项的现实情况下，可以优先考虑这些体制内的微观层面建设。


因此，在现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内，如何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就成了研究新加坡模式的底线。首先确如此书所言，应大力推进中产阶层的建设。一个社会之中大比例的中产阶级，是其航行的压舱石。有了它，即使上下阶层流动减弱，普通民众只要勤勉工作，也起码能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中产阶层也为治理者提供强有力的后备军以及社会两级间振荡的缓冲。在今天，至少会弱化中国大量存在的怨气与戾气。


除此之外，新加坡模式还有两大支点。首先就是其能够有效打通上下层流通的精英选拔制度。这种制度的保障点有几个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完整的选拔系统。新加坡对基础、技能以及高等教育都极其重视，因为新加坡本身资源缺乏，故视人才为唯一可利用资源。除了政府资源大力投入教育之外，即使与中国相比，新加坡式的教育也具有非常浓厚甚至残酷的竞争性。比如我孩子的小学，从二年级开始就分快慢班，一直到大学为止，以因材施教为名而实行层层筛选。其缺点与残酷性我在以前曾专文批评过，但其优点在于其平等接受免费优质教育资源的公正性。


新加坡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其国家领导团队提供后备力量。政府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同样不遗余力，而与中国官员铨选的相对僵化体制颇为不同。在中国，底层吏治的铨选更有家族化、行业内部化等严重问题，在新加坡则已基本杜绝。


第二个关键则是对于精英阶层的制衡，手段就是传统的民选。就根本而言，新加坡还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这种定义的原是因为其相对公正完善的民选机制。因此即使成为国家领导者的精英阶层，它还是要受到民意的强有力制约。这种制约形式又可以大体分为三种形式：选票的压力、反对党的压力、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体系。


很多人只看到新加坡“威权”的一面，却很少看到新加坡官员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国家最高领导层皆为民选议员。除了操持国是之外，作为议员，还要处理邻里社区的家长里短。如我所在的选区议员就是李显龙总理，除了重要国事脱不开身，他与普通议员完全一样，每周会固定在社区会见选民并参加其他小区活动。你要是觉得邻居家的花盆占了你的阳台，这等小事也可以在固定时间排队去找当区议员反映，因为这可能影响选票的归属。


过去新加坡一直被批评是威权政治，但通过上次大选则可发现，即使这是威权，那也是来自本地民风务实与保守的多数民意的自由选择。这一点往往是中国观察者所容易忽视之处，同时也表明，如果国家治理成功，则一党长期执政绝非不可能。但前提，还是要取决于民意。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