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脉搏


中国提出“要推广街区制”，遭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因为大家担心拆掉围墙后没有安全保障，还会遭受噪音、垃圾、混乱等困扰。但是新加坡人对围墙没有如此强烈的心理需求。


新加坡虽高楼林立，但非常通透。除了占地面积极小的私人公寓、别墅、中小学校园外，其余建筑物几乎没有围墙。如居住80%以上新加坡人的政府组屋完全开放。第一层是框架，几乎没有住户，行人可以随意穿行、逗留、休憩。大学校园亦然，如南洋理工大学，你可以自由进出，享受学校的公共资源，如餐厅、图书馆，甚至上课。这些开放的建筑物之间通过主干道、或高或低的地形地貌、草坪灌木、健身设施等标识加以区分。每个建筑物周围绿色满园又错落有致地连成一片，从而形成整体环境绿化的花园城市。


尽管小区外是主干道，但是很少听到汽车鸣笛声；小区的环境非常整洁干净，乱扔垃圾的现象很少；没有发现小商小贩，更不要说违规占道经营；也没有显著感受到周围居民蹭学校公共设施的现象。


新加坡的良好治安是否依赖于大量警力？新加坡警察部队建立了社区巡逻制度。警察骑着脚踏车在社区巡逻，是街头的一道风景。但现在你根本看不到什么警察，当法律知识深入人心后，警察就无用武之地。


新加坡人为什么如此守法？关键是法律能落地，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加坡的法律非常泛化，涉及民众的行为细节，如吸烟、过马路、高空扔垃圾，甚至两性关系等。一旦违法，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强制劳役，所以民众自然敬畏法律，养成了守法的好习惯。素质就是好习惯的一个集合，公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乱象必然减少，这是良治之本。


街区式管理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化使用，不仅增加了绿化面积，而且极大方便了民众出行。新加坡属于热带雨林气候，下雨和出太阳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开放式管理极大方便了居民遮阳避雨。路上行人减少了，自然能缓解交通拥堵。但是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表示，开放小区与改善交通关系不大，重点在于长远的宏观规划。比如1991年，新加坡做了10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做50年、30年和15年规划，有效避免了基础设施建设的乱象。


中国政府提出“开放社区，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以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仅仅将开放社区理解为拆掉围墙、把马路铺进小区，那将祸患无穷。中国目前的围墙小区周边就是各种商铺，甚至是各种小吃和饭店。将商业活动植入居民生活区，似乎方便了民众，但实质给民众生活造成不小的困扰。毗邻商铺尤其是小吃店的居民，经常不堪噪音、油烟而发生争执并进行投诉，但是没办法解决，因为法律法规没有相关禁令。新加坡在土地规划时，避免过境道路穿过小区；将商业区和住宅区分开，并通过法律进行了规定，有效避免了居民被干扰。


如果中国现阶段开放小区或校园，很可能出现较好公共设施的“洼地现象”，即较好公共设施会吸引大量周边居民，导致过度使用，影响本区居民的福利。但是新加坡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新加坡实现了基本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各小区间商业网点布局、健身器材、绿化环境等基本雷同。


此外，中新两国在小区建设方面几乎完全相反。新加坡的住房主要是政府组屋，政府－市场边界非常明晰。比如私人公寓的治理主要交给市场，实行围墙化管理和自治；而政府负责组屋小区的管理和建设，所以各小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不多。中国的住宅主要是商品房，居民不仅购买使用面积，还为公摊面积买单；有围墙的小区治理和服务费用主要甚至完全由业主承担。如果打开围墙，业主的私人空间公共化后，必将产生产权模糊和费用分担问题。


新加坡街区式管理之所以如此成功，有其特定的施政土壤。正如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的于文轩博士在其新书《道法无常——新加坡公共管理之道》中所言：“新加坡公共管理成功之道在于摒弃普世原则，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治国之道。”新加坡模式不可复制，但对中国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新加坡采取开放式管理的配方是什么，值得中国思考。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