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电影《没有别的爱》剧组宣布撤换已成定局之后数小时，台湾演员戴立忍发表自剖长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过去我参与公民运动是社会参与，并非起于政治行动，更无关于特定政党的支持，那是对于弱势或不公不义事件的发声，也是透过社会参与的公民责任”。
公民责任，对于大陆人，是个挺陌生的词儿。每一个从“一穷二白”发展起来的社会，都必然会经历循序渐进的一个个阶段。蒋经国当年给台湾设计的改革三步骤是：经济腾飞、新闻自由、政治民主。事实上，台湾社会从威权中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政党和平轮替，直至今日，确实是依照这个路径一路走过来。
去年我采访熟谙两岸三地光谱的梁文道，他说：“今天大陆的状况其实很多台湾香港人都经历过。就是我们做人唯一的目标就是要生存下去，政府的目标就是要管好经济”。
实用主义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仓廪实而知礼仪。台湾香港人经过了温饱的阶段，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公民”。作为群体，开始迈入公民社会，不只是要赚钱，不只是要“富强”。
何谓公民？权利和义务、索取和付出是对等的。作为公民要关心自己的权利：呼吸干净空气的权利、吃上安全食品的权利、自由表达言论的权利、作为少数群体不被多数群体歧视欺侮的权利。
当其他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当社会出现不公不义时，作为公民，会“感同身受”，会“唇亡齿寒”，会想挺身而出，会想表达、努力、争取，即使可能付出代价，也要使自己和其他公民生活的社会变得更好。
大陆至今还尚未进入这个阶段。于是，在戾气满满的网络平台上，常会看到鸡同鸭讲的争吵。戴立忍的长文还有这样一句话：“平和地参加游行，保护你所相信的价值，已经是生活在台北的一部分”。
“游行”“集会”“结社”“抗议”，在大陆都是相当敏感的字眼，尽管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具有这些基本权利，然而长久以来，大家似乎本能地感觉到这些举动对于“和谐稳定”的潜在威胁，自觉不自觉地视之为政治行为，敬而远之，甚至下意识地愤而声讨。
“大陆人只有政治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台港两地人的诉求多为公民意识使然而非政治意识，大陆人用意识形态坚定的政治眼光去审视台港人的权利意识，是造成两三地人价值观割裂的根本原因。”这是在戴立忍的声明微博发出后，朋友圈出现的感叹。
当然不是绝对，然而现状的确令人担忧。如今的社交网络上，大陆正在粗暴霸道地“输出价值观”。强迫言论自由的港台墙外人也必须像共产党员一样“表忠”。如果谁敢表达不同于大陆话语体系的亲民主言论，便不由分说扣上各种“独”的帽子（故意混淆要求普选、抵制国教等诉求），煽动“小粉红”群起攻之，砸掉饭碗，威胁与之合作的人和机构。
比如曾经支持“占中”的香港艺人何韵诗，如今几乎已经失去与大陆人沟通的一切可能（她也曾尝试开设新浪微博对话，但很快被销号）。事实上，她从未表达过支持香港独立，和绝大多数香港人一样，她支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很多普通香港人的想法是：恰恰是珍惜“一国两制”，才会爱之深、责之切，才会参与公民行动，表达希望香港政治民主、实现普选的诉求。然而标签和仇恨把澄清误会的道路越堵越死，人们逐渐噤若寒蝉。就连企业也备受压力，不敢与何韵诗有任何合作（哪怕是在香港而非大陆），甚至不惜付出违反契约、饱受指责的代价。
一个同行在朋友圈写：“文革时想迫害一个人，只需要指责对方是地主、资本家就可以了，证据都不用提，就可以上门抄家，如果在街上喊一声打死劳改犯就可以随意把人打死吊在树上。现在想迫害一个人，只需指责对方是台独、港独，就可以让对方把生意和工作都丢掉。”一位学者好友的担心溢于言表：“这分明已经法西斯化了啊……”
恶性循环，鸿沟日深、误解更甚。两岸三地渐行渐远。本希望大中华地区能携手振兴文明和融合的人们心痛不已。
于是我在微博转发戴立忍的声明，引用了这段评论：“戴立忍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导演，关注少数群体，思想、作品都与社会议题相连，没有‘闷声发大财’的鸡贼。小粉红无法理解何为‘不同政见’，也无法理解一个正常的社会总要让有异议的人发声，暴虐令人齿冷。戴立忍是在换角已成定局以后才发声明的，这种高贵，小粉红理解不了。”
遗憾的是，微博下，很快又充满了谩骂。众多谩骂之中，我还看到有人大骂戴立忍居然使用繁体字，他们说，这不是X独的铁证嘛。
于是我笑了，记得港片《十年》里面那句台词吗？
“这些年，我们唯一学会的，是阴谋论”。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