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上周五晚，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一个城市发生暴乱，多所佛教寺庙遭暴徒纵火，警方逮捕了九名嫌犯。
事发前，当地一名华族妇女不满一所回教堂利用扩音器，在其家门前向信徒广播祷告和诵经，而向该回教堂投诉。双方会面谈不出结果之后，转而到该市警察局寻求调解。
印尼全国警察总长蒂托星期天在视察暴乱现场后对媒体说：“调解进行之际，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散播谣言，引起众怒，导致骚乱发生。”
去年，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唯一实行伊斯兰法的亚齐特别行政区，也发生过穆斯林暴徒焚烧基督教堂事件。
所幸印尼政府在事发后都能迅速反应，及时制止局势的恶化。如这次，印尼总统佐科下令警方，尽快将暴乱肇事者缉拿归案。佐科也呼吁国内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多包容彼此，并发挥互相保护的精神。
像这样含有宗教敏感度的暴力事件在印尼层出不穷，我们似乎见怪不怪，但事情的本质值得我们作深入思考。发生在邻国的宗教冲突，我们之所以能够置身度外，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类事件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小岛国上。
如今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改变了整个世界，也会改变这里。尤其是涉及宗教敏感课题的政策，很容易被炒作。冲突发生之后，政治层面的善后事关社会的稳定。这次印尼总统和执法当局的出面谴责，再次及时扑灭火焰，但过后舆论界和社会上的反应却相对沉寂，也许因为社会已对这类事件习以为常，以为政府出来说几句便能化解危机，人们也就照常生活。
日前，在我国内部安全局公布最新的逮捕行动后，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与动手杀害无辜人民的激进分子相比，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激进分子危险性更大。”宗教狂热的激进分子一旦利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就可以制造社会动乱。苏北的暴乱，恰好给新加坡政府的忧虑提供了最新的佐证。印尼逮捕肇事者，却让网上作乱者逍遥法外，将无法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
旅居澳大利亚多年，44岁的楚菲卡被捕原因是：“支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透过社交媒体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导致至少两名新加坡人受影响；也尝试设立一个网络帮助圣战者家庭，以鼓励更多回教徒加入圣战。”最新的发展是，楚菲卡在澳大利亚的家人发表声明，反驳政府的指控不实，否认楚菲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者。内政部则指这份声明具误导性，只触及调查中的一个层面。
楚菲卡并非我国首个被拘留的极端思想传播者，之前还有一位向回教祈祷团成员灌输暴力思想的精神领袖哈芝·易卜拉欣，他目前还在拘留中。为抗拒这种来自网上的宗教激进化的歪风邪气，尚穆根认为：“主流大众不论是回教徒还是非回教徒，都应公开谴责激进化行为，坚定一致对抗极端主义。”
主管回教事务的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也在面簿上说，当局的行动恰恰反映了网络的开放性质，对我国社会所构成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在2007年，自我激进化的分子扎姆里也因向另两名国人灌输武装圣战主义而被拘留。他已在2012年获释。
从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在我国内安法下遭拘留者已经超过80人，期间只有两人被二度拘留，包括日前内政部公布的法迪勒。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情况一再显示，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极端主义“精神领袖”，才是最恐怖最危险的人物。
这类“精神领袖”，在马来西亚有莫哈末万迪，在印尼则有阿布峇卡。
上个月初根据马国《每日新闻》的报道，身在中东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马国头目莫哈末万迪的追随者，最少20人，随时可能再发动炸弹袭击，目标极可能是夜间娱乐场所。
此外，回祈团精神领袖印尼的阿布峇卡的300名追随者，即将从印尼的监狱获释，他们可能潜入马国，已提高了马国的警惕心。
阿布峇卡与激进伊斯兰教士阿曼因资助回祈团在亚齐省设立武装分子训练营，而在2010年被判刑。阿布峇卡原本判监禁15年，后减至9年；阿曼则最快可在2018年12月获释。阿布峇卡成立的“唯一真主游击队”（JAT），是为伊国组织提供“圣战士”。
阿布峇卡和阿曼两人都在狱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组织。
跟邻国比较起来，新加坡庆幸还能掌控局势。楚菲卡曾几次返回新加坡，显见当局的逮捕行动，是经过审慎和周密的考虑。网络世界是无国界的，要不是楚菲卡7月1日“自投罗网”，他还是能够远在澳洲向新加坡“发功”，继续散播极端宗教思想蛊惑人心。他以在本地建立“哈里发王国”的“理想”吸引追随者，受他影响的即使仅是一小撮人，不管是两个人、20个人，都可能为新加坡的安全种下祸根。
政府要社会主流大众一起发声，显然是要国人发挥“同仇敌忾”的力量，这也让人感受到形势的严重化。对主流大众而言，在新加坡这样西化的世俗化社会，回教社群中竟还有人受到极端思想的感召，是不可思议的，也许今日形势的发展，已到了单靠政府说话还不够力的地步。抗拒网上的激进化宗教思想，还有赖民间给力。
我们不知道，网上的社交平台还埋伏着多少个楚菲卡、阿布峇卡以及莫哈末万迪，他们有待露出原形。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