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工部在国庆后发表的第二季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第二季同比增长2.1%，增幅与第一季持平。同第一季相比，第二季经济环比增长0.3%。由于全球经济展望疲弱，本地经济表现也不如预期，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原有的1%至3%，调低为1%至2%。
对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起飞时代的两位数增长早成过去。如今，每年三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似乎已属常态。问题是，这样的低增长率，是否足以满足年轻国人的就业需求？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因此，不足为奇，经济和政治成了李显龙总理今年国庆献词里提到的三大挑战中的两个，另一个是恐怖威胁。其实，应该说，除了极少数，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现在都面对相同的经济和政治挑战。
属于极少数例外的是挪威，一个老天爷特别眷顾的国家，国土比日本稍小，人口却只有500多万，和新加坡差不多。1969年底，挪威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宝藏，有人说，即使挪威人什么都不做，也够他们富足地生活150年。挪威人没有肆意挥霍掉油钱，他们成立了石油基金，如今也拥有世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了世代挪威人的生活保障。
新加坡可没有这么幸运。地小人稠，地下和海里更没有半滴石油，每年要制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给数万名大专学府的毕业生，这本身就是个相当艰难的任务。现在遇上世界性的经济持久低迷和全球化趋势，政府面对更大的挑战自不在话下。
早年，大学生稀少，引进劳力密集的工业，就能很好地缓解一般人的就业问题。现在，大专毕业生增加，自然要求高薪工作，所以经济必须转型，尽量吸引高端的产业。如果这方面的进度赶不上大专生不断涌入就业市场的数量，很快就会从经济问题转变成政治问题。因为，大专毕业生如果面对人浮于事的情况，就业不足，必然会产生不满现状的情绪。
香港财经评论员吴幼珉在《从香港大专学历收入下降谈起》（见8月12日《联合早报·中国》）一文中分析“港独”现象时指出，香港年轻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过去十多年间，实际收入和购买力的下降，是分离主义滋生的土壤。他引述最近一份调查，显示越来越多持专上学历求职者，从事低技术的工作。20岁以上持专上学历者的收入中位数，经通胀调整后，2015年比1995年减少近两成。
这样的观察不无道理，也可证诸于台湾。香港一些学生要“港独”，虽然很天真，但确实也反映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台湾的所谓太阳花运动，大抵也是如此。对现状不满，自然要迁怒于执政者以至整个既得利益阶层，同时也必然会出现强烈的排外心理。即使自命自由先锋的美国也不例外。
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出现了连篇累牍的分析，也突出了经济因素对政治的影响。煽动脱欧者最犀利的武器，是反对欧盟的移民（尤其是难民）政策。他们说这使英国失去了自主权。民族主义情绪一下就起来了。2011年时的新加坡何尝不是如此。
任何地方的大专毕业生都希求机会，希望得到收入可观的工作，只有持续经济增长能满足这种源源不断的需求。最关键的是，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必须足以满足每年涌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的需求。如果增长幅度达不到这个要求，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足，如大学生只能找到一些低薪的文员工作，那迟早是要发生问题的。
我们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大专生，他们需要有足够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PMET）等白领工作。那些已在职的，则希望每年都能看到实际的工资增加，以便改善生活程度，提升住房，购买汽车，出国旅游等等。这样的消费欲望是越来越高的。
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缓慢，我们也看到政府不断的在缩紧外籍员工政策，包括提高申请就业准证的最低薪金要求。减少企业对工资成本较低的外籍员工的依赖，客观上是腾出更多PMET职位空缺和就业机会给本地人。
就业准证持有者干的都是白领工作，对许多企业来说，请外来员工比较好控制，毕竟他们多数来自较不发达的经济体，也不敢要求太高。不过，许多本地人的直接反应是，他们就是抢饭碗的一群。这种情绪在2011年大选时达到了一个高点，促使政府必须强调建立新加坡人核心的工作队伍。
以新加坡人为核心是没错的，政府当然应该照顾公民的利益。但这一来商业成本必然要提高。大企业老早就采取了外包的应对策略，同时也大量聘用临时工和合约工以降低成本。那些应对无方的则可能要面对遭淘汰的命运。
减少外来白领工作人员也只是一种缓冲。这个缓冲期过后，如果经济还是欲振乏力，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整个就业市场就要面对减薪的压力，要确保工人每年都有实际收入增加也会越来越难，唯一的途径是竭尽所能提高生产力，加上转型和创新。这些都是极其艰难的事，不是一般的政府办得到的。
新加坡过往的快速经济增长水涨船高，改善了一代人的生活。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经济进入了发达阶段，增长也变得更加困难。但没增长肯定就有问题，我们要避免港台以至英美等地出现的政治问题，关键仍在经济。而在增长越来越艰难的大环境里，我们需要的是更加能干而非平庸的政府。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