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对中国而言，土耳其除在相当长时间内因其与“东突”势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受到关注外，能与之联想到一起的就剩西元48年立国的北匈奴了。匈奴是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存在于公元前209年至公元48年，之后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
后者与汉人关系密切，其渊源多与华夏历史交集，曾参与开启“五胡十六国”时代；而生活在漠北的北匈奴在与汉朝的争斗中几经失败，最后不得不继续西迁，有的在中亚地区驻足，有的则向西走得更远。而现代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正是北匈奴正宗一脉的后裔。
现如今，在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内，原先似乎遥不可及的土耳其突然变得触手可及炙手可热了。土耳其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在中欧对接中将成为北京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一年多来，围绕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大剧可谓波澜壮阔。先是撼动欧洲大陆的“难民潮”将土耳其这个欧洲人眼里的“边缘之国”推到前台，其国际地位大幅飙升；总统埃尔多安的个人威望亦变得如日中天万民敬仰。
继而就是7月15日发生的军事政变：叛军行动的流产被埃尔多安视为“上帝的礼物”，一场波及全国各界的大清洗动摇了土耳其的民主根基，安卡拉与西方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关系迅速恶化。结果，去年因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在叙土边界被击落而冷冻的土俄关系转而回暖：8月9日，埃尔多安前往圣彼得堡会见普京，两国关系全面恢复；除经济合作重新启动之外，双方在叙利亚政策方面必将进行前所未有的配合。这将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土耳其究竟是哪路神仙？简单地说，土耳其既有辉煌的历史，又扼着重要的地缘要津，近年来更有可圈可点的经济发展成就。所以，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土耳其在今天已成为大家必须认真面对和了解的一个国家。
纵观历史和当下，笔者发现土耳其有着以下四大“情结”：
一、“奥斯曼情结”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于13世纪末（1299年），灭于20世纪初（1922年），领地横跨欧亚非三大陆，时间纵跃六个世纪，文化上承袭了双重文明（西方的拜占庭文化和东方的伊斯兰文化）。在15世纪至19世纪中，它实际上是唯一能挑战欧洲诸强的伊斯兰势力。人类进入20世纪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不仅造成全球大范围内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也直接导致了德意志、俄罗斯、奥匈和奥斯曼等四大帝国的分崩离析。
中国人的国民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爱国主义，提到中华历史，必称“上下五千年”。土耳其人在讲自己历史的时候同样如此：往日的峥嵘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前赴后继要去完成的使命。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既荣耀又沉重，这无形中深深影响并左右了当代土耳其人的思维和视角。
二、“伊斯兰情结”
绝大部分土耳其人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但他们的信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带着浓厚的历史沉淀。这个沉淀并不在于其年代的悠久，相反，土耳其的伊斯兰皈依史并不很长，但一路走来，这里的伊斯兰教沾上了浓重的“土味儿”。土耳其地处欧亚之间，西亚的古波斯文化和西方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对其都有很大的影响。
13世纪中叶蒙古人由东向西横扫欧亚大陆时，阿拉伯诸国纷纷淹没在成吉思汗大军的铁蹄之下。1258年，巴格达失陷，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被杀，伊斯兰世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方给伊斯兰的复兴点亮了希望之炬。所以，土耳其人的骄傲也基于这一历史，他们的宗教情结更多的不是来自对伊斯兰教教义的臣服，而是对伊斯兰教的复兴使命。正是这种“引领”精神才让土耳其人拥有某种超越宗教的能力，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土耳其的宗教世俗化在阿拉伯世界里走得最远。
三、“凯末尔情结”
作为现代土耳其的开国之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对这个古老的国度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犹如“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明治维新”之于日本，“凯末尔主义”对土耳其的影响同样广泛而深远，甚至超越了国界和宗教。其特点是：共和政体、政教分离（宗教世俗化）、民族主义以及土耳其特色的现代化。他留下的这分遗产使土耳其成为伊斯兰国家中政治、宗教和社会改良成功的典范。因此，土耳其人对他的崇拜和敬仰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凯末尔在内政上主要依靠精英政治，外交上则奉行亲西方的政策。这一方面帮助土耳其成功转型，同时也束缚了它在本区域内与其他国家交往中的灵活性和变通性。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厄扎尔（Turgut Ozal）上台后，民粹主义和东西平衡策略才抬头。
四、“东西方情结”
俄罗斯虽然也是傲视东西方的“双头鹰”之国，境内也有民族和宗教矛盾，但总体上没有那么纷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状态相对单一，绝大部分时间一直是一个对周边乃至世界施加影响的国家。土耳其则不同，其地缘就注定了它只能是种种不同因素的对冲地，它必须面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影响，必须适应环境，而非对环境施加影响。
土耳其建立共和之后，一度曾保持中立，二战后期才择盟，这有点类似一战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战争快结束时才站队。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自己的行动自然就会受到制约。
在亚洲，有两个国家曾经非常坚定地把“脱亚入欧”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一个是日本，一个就是土耳其。两国的精英们都认定欧洲文明才是最高级的，是富民强国的一把钥匙。二战后，受恩于“马歇尔计划”的土耳其坚定不移地站在西方阵营这边，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冷战中为北约忠实地守护着黑海，阻止苏联势力的南下企图；它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这种一边倒的外交取向被西方盟国大大利用，却并未给安卡拉带来应有的尊重。
长期以来，它在基督教国家为主的北约中实际上一直被视为“异端”和“异类”，只得到二等成员国的待遇；同时，它的亲西方立场难免又得罪于阿拉伯世界和苏东集团。因此，只要欧洲铁幕尚在，土耳其就难有自主外交的余地。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开始内外交困捉襟见肘，西方将在冷战中胜出的趋势已显端倪。来自草根阶层的厄扎尔上台后开始调整凯末尔主义的外交传统：在维持与西方密切关系的同时，注意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积极参与地区性和阿拉伯组织内的事务，但介入程度并不太深，以此避免被拖入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厄扎尔的战略目标是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他的“东西方并重”策略的确为土耳其拓展了外交空间，提升了它在本地区和阿拉伯世界中影响力。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继承并发展了厄扎尔的这一外交策略：与西方的关系不只侧重于军事和政治领域，而是强化经贸合作；与东方的关系中，主张“战略纵深”，注重发展跨地区、跨宗教、跨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关系，特别密切与突厥语国家的合作。目的是为了把土耳其从原先的“边缘之国”和“桥梁之国”发展为“中心之国”。
这一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的治国方略基于以下认知：在基督教主宰的西方阵营中，土耳其只能沦为附庸；若要重振当年奥斯曼的雄风，必须立足于穆斯林世界，抛弃“全盘向西”或“非西即东”的传统思维，开拓“即东又西”的新空间。土耳其只有引领穆斯林世界，方能与西方阵营和东方新兴力量（中国）齐眉比肩。
难民问题固然是安卡拉打开西方大门的一把钥匙，但这把钥匙明显只是过渡性的。因为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层面，土欧关系其实都很难匹配。要不是横空出世的难民问题，西方对安卡拉的兴趣基本上只局限在地缘安全方面。因此，日前的军事政变的确为埃尔多安加强个人集权和调整外交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笔者预测，土耳其今后的外交重点将进一步面向东方，从原先的“即东又西”转为“先东后西”。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