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睿
什么事情都要过去一段时间才能渐渐地看出效果。难民潮刚刚开始和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我都曾收到过约稿，只是不敢写。我那时所知道的只有一项：我们熟悉的年代似乎过去了。
许多情况正像一句台词：事情虽然由你开始，却由不得你说结束。虎兕出于笼，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时间像一列狂飙的飞车，轰轰隆隆，上面坐着我们所有人。
难民潮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流传于诸如面簿、推特等社交网络上的一组名为“这是他们到咱这里来之前的样子”的图片，很是震撼了不少人。那是一组“之前”对比“之后”的图片。在“之后”里，图片上的人站在勃兰登堡门前摆出胜利手势、在灿烂的阳光下搂着朋友显得很舒心、穿着很“文明社会”的T-恤手拿咖啡友好微笑。而在“之前”里，有着相似脸孔的他们留着大胡子、戴着头巾，提着巨大的机枪站在滚滚黄沙间、从装甲车里探出半个身子打招呼、甚至一手提着一个人头。
虽然后来有人出来辟谣，说图片是合成或者被处理过的。但那些“之前”图片所揭示出来的是生活在文明社会里的人所有关于“恐怖”的想象，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再加上“之后”的图片里，那个曾经以尸体为背景、毫无人性笑着的中东人，竟然堂而皇之地站在了勃兰登堡门下，这简直是对“我们”的公然嘲笑。
事情还没有过去多久，跨年夜的大规模性侵同时在德国的几个大城市发生。几乎所有报道都描写了一个细节：当警察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嫌疑犯，他拿出难民身份证撕毁然后叫嚣：“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是默克尔女士请来的！”然后，几乎所有报道在这个细节之后，都会提到另一个细节：有一个德国人悲哀地说：“这就是我为之捐出了半柜子衣服的人吗？”哗，是可忍，孰不可忍！
跨年夜性侵案留在大众视线中的最后背影，在“警察执行不力”的灯光下草草收梢，就像一部侦探小说写成虎头蛇尾。所以相较之下，给大家更多深刻印象的是“我是默克尔女士请来的”和“这就是我为之捐出了半柜子衣服的人吗？”
另一方面，德国电视一台每周日上午都要播出一档节目，叫做《德国的难民政策》。但内容却常常有些文不对题：既没有讲述难民政策所追随的思想准则，也没有叙述它作为一项政策是怎样以及被谁执行。如果说它只是一项策略的话，那么策略的制订和实施应是对现状的分析把握后，由公共讨论而产生、为着达到某种目的而需要贯彻的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但节目也既未表现它在国会以及各州议会所经历的决策讨论过程，也对它的背景观察、适用范围、社会效应追踪甚少。
作为一档题为《德国的难民政策》的节目，主要内容却是以跟踪若干个或若干家难民生活为主旋律的温情故事，而套路几乎一模一样：“出逃前地狱般的生活——伊斯兰国惨无人道的压迫——艰难的出逃——来到德国之后生活归于安全，但时时还有梦魇——但孩子的脸上终于慢慢有了笑容——在德国受到欢迎和温暖的帮助——虽然还是会想家和留在家乡的亲人，但生活依然要顽强继续——专家对他们心理状况的说明及分析”这样的内容相互穿插。
镜头会追着少女包裹在头巾下忧郁而茫然的眼睛、父母们憔悴却勉强笑着的容颜、幼儿不知自己刚从地狱险生的懵懂表情、德国工作人员热情的笑容、风中摇曳的野草、天边凄艳的晚霞拍，并不是这些不重要，但这就像是生拉硬拽的命题作文，所有的存在只为着重复表达“看看他们，你敢说我们的政策不是对的吗？”这个主旨，从开头就不难猜出结尾以及全过程，已失去节目本应有的全面。
一切质疑或哪怕只是可能引起争议的声音全都消失不见，在“他们多么可怜，为了人道，我们必须收留”这个巨大的道德压力下，哪怕最微小的迟疑也显得很不合适。
德国人议论难民问题的两极化
这个节目，于每周日上午11点左右播出。周日商店例不开门，大家都在家，慢慢地起床，吃早午餐的时候总会看电视的。11点，教堂的礼拜结束了，正是“黄金强档”。
离难民潮爆发已经过去一年了，德国广大人民群众依然处在混沌与狂热交替的情绪里，而难民潮还没有停止的意思。观之各路媒体，要么，就是以各种直接煽情或间接暗示的语言营造出“他们这些狂徒损害了我们美丽的德国”，要么，就是非黑即白地呈现一幅“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和谐画面。
与此同时，却对“如何加强难民身份检查”、“如何平衡难民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不便”、“跨年性侵案中究竟有多少人有难民身份”、“福利国家对于难民问题的预算是多少，支出从哪里收取”、“难民从开始融入到达政府鼓吹的‘填补劳动力空白’状态预计多久”这样的一系列真实而确切的问题语焉不详。所有人怀揣着一大堆问题，想问而不好意思问。
没有人讲明白，那就只能自己猜。非理性化的言论一向是最有煽动力的。它们总懂得抓住你心里的某个“梗”，帮你把一向以来想实现而未有契机实现的恐惧，或者愤怒，或者自我陶醉放大到足以刷存在感的地步。
社会舆论飞快地向着两极分化，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要么“我们很善良所以我们应该敞开怀抱”，要么“这些外人都是无耻之徒，就是他们，溜过来要毁我们的生活”，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表达。唯独留出中间那一块最需要的中立的空地，由于需要费心费力的理性，所以近乎寸草不生，恰似被潮水包围的堤坝。
社会舆论的非理性化是最危险的。在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议会选举、政党轮值的体制下，社会舆论的非理性化很容易导致政治的非理性化。丹麦右翼部长的上台和赢得很多赞同的发言，斯洛伐克极右势力“我们的斯洛伐克党”在选举中看似一夜之间赢得的优势选票，波兰的政治风波，匈牙利单方面关闭边境，芬兰以保护芬兰妇女儿童不受难民侵犯为名，却在若干场合公然使用纳粹标志、自名“奥丁战士”的“民间自卫组织”的活动，无一不在说明这样的忧虑绝非危言耸听。
难民的融合、保证欧盟的紧密团结、福利国家为了负担难民所需承受的经济压力等等一系列问题，即使是在理性的政府领导下，也像是背着包袱走钢丝一样举步维艰。本唯有全社会人齐心协力，才有希望共克难关，可一旦政治非理性化成为主流，不但解决这些问题渺然无望，社会亦将沦为“动物庄园”。而欧洲政局的动荡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其实，这不能说是没有先例的，譬如众所周知的纳粹势力的崛起。不要忘记，纳粹正是通过政党选举，采取“正当”手段，“和平”上台的。讽刺的是，可能正是因为有了纳粹的黑历史，所以今日的德国人都特别小心，难民潮，对他们来说，简直像是成了一个向天下宣誓“我也是好人”的机会。他们被骂怕了，心怀愧疚，逮着一个机会就忙不迭地自我剖白，生怕落人以口实。然而，只想到了要当好人，却没有想到当初的坏人是怎么当上的，不能不说是有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作者是德国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
讲师，全球化管理中心研究人员
难民的融合、保证欧盟的紧密团结、福利国家为了负担难民所需承受的经济压力等等一系列问题，即使是在理性的政府领导下，也像是背着包袱走钢丝一样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