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栎枫


在任何一个具有开放性国家的社会层面都会存有多种意识形态，而且，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总会有一些或深或浅的交流、或激烈或和缓的论争，甚至争斗。总体而言，这种交流、论争或争斗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大多是有益的。


然而，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一直非常重视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中共的各级宣传部门即主要从事意识形态管控方面的工作，且与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博弈、竞争、斗争。因此，中共建政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中国社会处于支配性地位。或许正是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除去反右、文革等几次政治运动期间之外，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稳定度。


然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社会生活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进而促进了社会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催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亦带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之而来的是降低了执政当局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吸引力、感召力。


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原先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传统价值观以及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挑战，这就使得执政党必须考虑意识形态工作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问题。而且，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争斗亦应引起当局的关注，毕竟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争斗已经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造成了社会的分裂。


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争斗主要是在极左派和开明派之间进行的。人们还记得前年爆发的“宪政之争”，那是具有强烈政治理念的意识形态争斗，开明派以微弱的声音赞颂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宪政制度，而左派则上纲上线，认为开明派欲借此颠覆中共的执政党地位。而且，双方不仅仅是付诸理论争论，极左派更是妖魔化开明派。


一个重要现象是主流媒体均站在左派一方，公开点名批判开明派人士，攻击他们“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而开明派几乎不可能在主流媒体上发出声音。在党媒的压力下，最后开明派人士只好闭嘴，甚至个别开明派人士虽然没有砸了共产党的锅，却砸了自己的饭碗。


而此前不久的意识形态争斗是在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吴建民先生与军方将领罗援、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之间展开的，主要涉及政治、外交层面。他们的争论就是典型的左派与开明派的争论，而随着吴建民先生前不久因车祸去世，而使得他们之间的争论又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


其实，吴建民是一位具有理性思维的外交家，冷静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形势，倡导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温和外交策略，以便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主动地位。面对近年来中国似乎抛弃了邓小平曾经倡导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而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吴建民曾不止一次提出中国应坚持“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一百年。


然而，一些坚持所谓斗争哲学的左派却指责他的温和外交思维为泛和平主义论，称“吴建民式的泛和平主义论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是有汉奸嫌疑的可怕的汉奸言论。”更有一些极左派把罗援与吴建民在凤凰卫视的辩论称之为岳飞PK秦桧，骂吴建民为“汉奸”。这已不是理智的意识形态论争，而完全是新版的阶级斗争，是恶毒的人身攻击。吴建民的去世引发了网民间的撕裂，正是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争斗的现实。


其实，不仅在政治、经济、外交层面发生了意识形态的争斗，其他方面亦然。比如，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争议就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斗。虽然对于转基因农作物一直存在争议，但大多是从科学技术层面来论争的。前不久，110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署名一封公开信，声援转基因技术、转基因农作物，呼吁“绿色和平”组织停止反对利用生物工程技术改良农作物的活动。


然而，中国的一些左翼人士却将美国与中国的转基因粮食贸易贴上了意识形态标签，好像它比当年的鸦片战争更严重。比如，一位解放军少将即在党媒《环球时报》上刊文，不仅对中国政府批准更多的转基因粮食贸易提出一系列质问，且暗示西方国家通过转基因粮食贸易谋划了控制中国粮食安全的阴谋战略，文中写道：“一旦天下有变，西方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13亿人去喝西北风吗？”这已不是就转基因问题说事，而是用狭隘的民粹主义来看待中外贸易。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方面是国家的快速发展、国力的提升以及民众生活的改善。另一方面是近年来社会乱象的升级。面对社会所出现的乱象，极左派声称，要改变现在的乱象，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不仅仅是对开明派开炮，而是彻底否定文革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政，直接要回到文革及其之前的时代了。


总之，当今中国社会中极左派与开明派的意识形态争斗越来越激烈，大有撕裂社会的意味。其实，现实中的意识形态的争斗正是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现实。现实问题不解决只能加剧意识形态更激烈的争斗，执政当局与民众之间的互信亦会越来越低。


前不久自缢身亡的原《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称：“不能任由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假借正统意识形态的名义随意泛滥，也不能有意无意之间怂恿、纵容非理性的政治表达代替理性思考、宽容精神，……让文革余孽沉渣泛起。”这的确是理性之言，但愿当局能够合理引导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之向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是前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现为加拿大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