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战后欧洲和平秩序主要建筑在德法这两个宿敌和解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德法的和解促成并推动了西欧的一体化进程。两国能化干戈为玉帛，这在7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00年前甚至是无人愿意的。
因此，德法携手共进无疑是欧洲20世纪血腥史中的一桩幸事。但是，冷战的始末却构成了欧洲战后历史中的两个主要拐点：德法协作始于冷战铁幕降落之时，德法隙嫌生于冷战硝烟消散之际。
法国是柏林墙倒塌最大牺牲者
1989年，人类进入20世纪的又一个“命运年”，欧洲再次成为世界历史的火车头。苏东发生剧变，象征东西两大阵营冲突的柏林墙一夜间被推倒。当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欧美人在弹冠相庆民主和自由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时，有一个声音显得格外冷静：亨利·基辛格预言“法国将成为柏林墙倒塌的最大牺牲者”。
果不其然，法国人在手中的香槟还未及喝完就醒了过来。他们突然意识到：柏林墙都倒了，德国统一还会远吗？一时间，“第四帝国”这个说法跃然纸上，“统一”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在冷战的岁月里，法国人早已接受联邦德国在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地位；可随着德国统一的逼近，他们开始担心，不久的将来自己拥有的政治老大地位是否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呢？有文章干脆打上标题：“害怕德国人”。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时，德国总理科尔正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面对国内突变的局势，他匆忙中断访问返回当时的西柏林。对此，东道主充满理解之情，更无人去考虑统一后的德国是否再次带来欧洲的日耳曼化。相反，苏东剧变前，波兰的知识精英圈内就存在“通过德国迈向欧洲”的共识。波兰外长斯库比谢夫斯基（Skubiszewski）甚至表示应该建立波德“价值和利益共同体”。而德法友谊第一次生隙正是从波兰问题开始的。
德国统一过程中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比较棘手：波兰的西部边界。众所周知，波兰在历史上曾被瓜分过四次。二战结束后，苏联不愿意归还占据的波兰领土。为了补偿波兰的损失，战胜国遂决定将波兰领土西移至奥德河，把苏波的领土问题转嫁到德国身上，从而造成大批德国人背井离乡。谁让德国是战败国呢？冷战期间，西德政府始终没有承认波兰的西部边界。现在，德国面临重新统一，统一后的联邦政府如何对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至关重要。
法国和英国开始时试图阻挠德国的统一。米特朗的前任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建议东德不应并入联邦德国，而应直接加入欧盟。后来，巴黎发现德国统一已呈不可阻挡之势，于是改变策略，试图以主动积极参与来影响两德统一。它继承历史上就担任过的波兰保护国角色，以波兰利益的代言人自居。
米特朗建议，德国统一必须以承认波兰西部边界为前提。但德国总理科尔坚决反对，认为波德划界问题必须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与波兰通过谈判商定。最后，科尔的建议胜出：德波边界条约于两德正式统一一个月后的1990年11月14日签署。
法国当时的打算与其说是维护波兰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很长时间内，巴黎一直反对欧盟东扩（包括波兰），认为欧盟过快东扩会阻碍和延误内部进行必要的改革。米特朗的这一立场得到了英国首相撒切尔的认同和支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当时的担心非常有道理，颇具前瞻性，欧盟眼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的确与过速东扩有关。但巴黎当时未能如愿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陈述的理由带有浓重的地缘政治动机，是出于对本国利益而非欧盟整体利益的考虑。
换句话说，米特朗不愿意看到德国在欧盟东扩后赢得通达东西方的中心位置，从而获得极大的市场便利。面对巴黎的地缘政治牌，科尔则高举“道义和责任”大旗。他认为，东欧诸国刚摆脱集权桎梏，西方不应将它们拒之门外，应该理解并满足它们想尽快获得自由、民主和富裕的愿望。
对于一个在战后长期充当“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德国来说，遇到疑难问题高举道义大旗是一帖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对以色列秉承“特殊历史，特殊责任”的道义原则，使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中两面逢源；在难民问题上，默克尔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曾感动过整个世界，使德国的国际地位大幅飙升。
所以，当年在欧盟东扩的问题上，科尔的立场立刻赢得了东欧诸国的“芳心”，一跃取代法国，成为波兰在欧洲事务中的“指定律师”。客观而言，米特朗是法国最后一位尚能与德国齐眉并肩的重量级政治家，他之后，法国朝野再无人能有效地抗衡德国，后来的萨科齐和奥朗德基本上已沦为德国总理的陪衬人。
而急着搭顺风车的原东欧诸国很快发现，欧盟这个“富人俱乐部”门槛很高，入盟条件苛刻，几经周折终于进入后充其量也只能当个二等会员。在他们眼里，西欧各国关注的更多是自己的市场，而无法充分体谅他们对防务安全方面的担忧。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看到了这个机会，立刻跟进，加速其把控的北约迅速东扩，成为中欧东欧国家的“贴心”朋友，成功地在东西欧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法国和德国均反对美国的军事干涉，但波兰却表示愿意加入小布什的“国际志愿者联盟”。在如何对待波兰的亲美态度上，德法两国反应上再次出现差异：柏林对波兰的跟风做法表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巴黎则保持自戴高乐时代的疑美传统，看不惯华沙对华盛顿亦步亦趋。
在波兰总理米莱尔（Miler）与欧洲其他七国领导联名给华盛顿发“效忠信”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很不客气地讥讽他说：“您错过了一次闭嘴的机会”。波兰学者兼外长瑞迈克则用很押韵的语句反唇相讥道：法国已从优雅（elegance）沦为傲慢（arrogance）。
没有德国的“道义责任”，欧盟的东扩是否还会如此迅速？这个问题已无法解答，但欧盟的迅速东扩的确导致了法国决定在欧洲南部寻找盟友，以平衡欧洲政治版图的变化。2000年，时任总统希拉克在尼斯峰会上开始有所动作，他的继任者萨科齐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就有了后来成立的“地中海联盟”和日前在雅典举行的南欧峰会。
“德法友谊”出现审美疲劳？
每一个历史性或突发性事件其实都在考验着一个共同体或国家间友谊的抗震力：当德国的重新统一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的时候，法国人似乎不再从容，德国人显得不再收敛。就这样，法国人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和德国人难以抑制的民族自豪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撞，一度成为欧洲内部政治稳定的晴雨表。
到目前为止，德法两国政府虽然还在装饰友谊的门面，但实际状态已是“协商尚在，合作趋弱”。面对眼下各自以及共同面临的种种挑战，双方的分歧点逐渐大于共同点。试想，如果两国在当前的金融及经济危机中不同床异梦甚至项背而行，而是共同为成员国制定出必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结构改革和刺激增长方案，那么欧盟的现状不知要比现在好多少倍。
既然这种理想状态没有出现，则说明两国友谊的表相后面已经危机四伏。或许，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吧！两国相好几十载，当年的激情和好感荡然无存，彼此的新鲜感也消磨殆尽。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将这种状态称为“魅力常规化”（Veralltaglichung des Charisma）。
现在，经历战争的那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对年轻的一代来说，德法友谊是常态，很自然，他们并不清楚这份友谊的来之不易和价值所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德法之间业已存在的“审美疲劳”呢？两国政治精英们都认识到：第一，双边关系的内涵与热情不能永远只停留在双边关系本身之上。第二，德法友谊曾经确保了欧洲几十年的稳定，但两国主宰欧洲事务的作风也引起了有些国家的心理不平衡。英国脱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便是不愿意看到欧洲被德法长期把持。
于是，默克尔和奥朗德在伦敦回归“光荣孤独”之后不得不吸取这一教训，着手改变欧盟内的领导机制。他们把意大利拉了进来，“双驾车”改成“三套车”。可惜这个新组合并不完美，因为它无法真实地反映欧盟当下和未来面临的问题，更忽略了中欧和东欧成员国的感受。
四年前，欧盟因其在战争和分裂结束后和平走向一体化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四年后，欧洲的内外和平正受到严峻的考验，而分裂也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四年前，欧盟因其在战争和分裂结束后和平走向一体化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四年后，欧洲的内外和平正受到严峻的考验，而分裂也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