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国的电信网络诈骗和垃圾广告问题，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近中国山东考生徐玉玉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即将开启美好的大学生活。但是因为申请助学金，她的个人资料被泄露，并被诈骗团伙骗去上万元学费。徐玉玉悲愤至极而亡，未能如愿迈入自己心仪的高等学府。不同于以往“漫天撒网式”的电信诈骗，此次可谓“精准诈骗”。犯罪分子很快得到徐玉玉有关助学金的所有信息，并定制式地对其实施诈骗。此事不排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与诈骗团伙沆瀣一气的可能性，并说明个人信息泄露和倒卖的风险令人可怖。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质疑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这三大国有垄断运营商未能尽责，做到手机实名制登记管理，并有效治理电信诈骗。


以170开头的手机号码是虚拟运营商专属号段，因为监管不力已经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灾区。一部手机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和垃圾广告。“开发票”“买保险”“炒股票”“无息贷款”“低价购房”“刻章办证”等等，不一而足。诈骗犯和广告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随机拨打电话号码，等于“愿者上钩”，谁都有可能“中招”。一些人非法架设信号基站，一旦经过某个路段，手机就必然收到这些信号辐射范围内的垃圾广告。笔者最近办理了一张电话卡，虽然是一个新号，但几乎每天都收到垃圾广告和电话诈骗。对于广告电话，如果仔细听，会听到旁边有一大批人同时打电话，说明是在集团化作业。为此很多人为了防范这些不请自来的骚扰电话，自动屏蔽陌生的电话号码。但是，这样一来相识的人也打不进来，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可能酿成大祸。


许多人在浏览网页、购买产品和办理业务时，个人资料就被存储、泄露和倒卖，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一些犯罪分子谎称是子女，引诱老年人汇款转账，使各大银行提高戒备。到北京旅行的人都会收到一条短消息，提醒游客选择正规旅行社，避免“一日游”上当受骗。在笔者工作的大学附近，地上和电线杆上随处可见五花八门的“小广告”，环卫工人必须动用强力清洗机器才能清除。抱着婴儿兜售各大高校学生证的妇女司空见惯，十余年有增无减，并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她们之所以抱着孩子，是因为这样一来公安部门也拿她们没办法，毕竟总不能把这些无人照料的孩子也关入大牢。似乎公安部门对此也束手无策，随处可见警察提醒勿上当受骗的善意标语，但却无法解决受害人遇到的困难。


中国社会可谓“危机四伏，人人自危”，到处都有提防诈骗的提示，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朋友相关的善意提醒。在中国开展电话调查的研究人员发现，成功拨打一次电话往往需要10倍以上的努力。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电信诈骗等问题则使“诈骗中国”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是各个相关部门都要求公民证明“我是我”，证明“你妈是你妈”，通过这些事无巨细的“奇葩证明”来规避诈骗。另一方面，则是各种诈骗现象花样百出，令人防不胜防。这种诈骗无孔不入的现象，对于人们的社会信任有着破坏性影响。信任就像易碎的花瓶，呵护都还来不及，更何况这种破坏和摧残。


如何治理“诈骗中国”？笔者以为，首先应从战略上认识电信网络诈骗广告，而不是将其视为细枝末节的小事。由于低成本和广覆盖，电信诈骗可以轻而易举地侵犯千家万户的利益。电信诈骗不仅影响人的心情，造成财产损失，而且空耗社会资源，并侵蚀社会信任基础，导致人人自危。如果不严惩电信诈骗，就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动摇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在这方面，应考虑强化个人隐私保护法律，将个人隐私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予以切实保护。


其次，应厘清监管部门和电信企业的关系，避免监管部门“护犊心切”和电信企业“逍遥法外”。随着互联网通讯的普及，电信企业的传统业务大面积萎缩。政府对电信企业的垄断审查，也令其失去市场定价权，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不得不转向其他利润来源。电信企业被认为是纵容乃至鼓励垃圾广告和网络诈骗的罪魁祸首，他们没有动力去清除和取缔这些号段，因为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监管部门与电信企业的隶属关系很强，往往有扯不断的利益纠葛，使监管部门对电信企业的管制不到位。中国实行多年的手机号码实名制，使电信诈骗和垃圾广告有迹可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诈骗。但是工信部容许虚拟运营商设置专属号段，使实名制自废武功。这些没有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码，被用于跨境和长途电信诈骗，并使侦破案件遇到困难。


此外，应强化工信、公安、工商、金融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避免部门之间的扯皮和内耗。多个部门都对电信诈骗有一定的执法权，但却不能联动执法，使违法企业往往能够规避惩罚。目前对涉事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偏小，使他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惩罚力度，使诈骗犯和广告商敬畏法律，提高其犯罪的成本。例如，可以将屡次诈骗的人员列入“黑名单”，使其无法开展电信、金融、航空等业务。再如，公安部门完全可以同运营商合作，关停或追究“小广告”上的联系电话。


最后，应推动公民教育和公众参与，利用大数据技术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通过公共教育，提高公民防骗意识和抗骗能力，特别是青少年和年长者。诈骗犯惯用“人海战术”，防骗更需要公众参与。大数据技术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被视为破解诈骗难题的未来。但是这些工具能否被利用，则取决于相关部门的意愿。例如，一些应用程序允许公众举报诈骗和广告电话，当达到一定次数时就将其列入“黑名单”，智能手机可以自动标识并拒绝。换句话说，饱受骚扰的公民并非无能为力，而是可以通过举报而避免更多人遭受诈骗。因此，应鼓励公民举报并畅通惩处机制，一经核实就停止电话业务并予处罚，从而形成人人监督的社会氛围，使各类诈骗无所遁形。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