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1965年日韩邦交实现正常化50周年，因为慰安妇问题，导致双边关系持续恶化，所以并没有欢庆的氛围。但是，在年末日韩政府关于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此为契机，至少让政府间的关系逐渐得到改善。之后，在2016年1月和9月，朝鲜先后两次实施核试验，致使日韩联合对抗朝鲜开发核武、导弹的重要性急速提高。而且，韩国政府决定配备萨德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卫系统），就此结束了中韩之间的蜜月关系。结果，日本对“韩国向中国倾倒”所带来的对韩不信任感得到缓解，对缓和日韩关系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日本政府从财政预算中拿出10亿日元（约1345万新元），用于在韩国成立的“和解与治愈财团”，为履行慰安妇问题和解协定迈出坚实的步伐。
在日本国内，对协定表示肯定的呼声很高。有从希望改善和邻国韩国的关系这一普通意见，到考量对中、对朝政策时，需要改善和韩国的关系这一具有战略高度的意见，跨度很大。在韩国国内，普遍对协定表示不肯定的意见居多。一部分受害者和为了协助韩国慰安妇而成立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对协）”等团体，就认定日本政府没有负起法律责任，以及基于此进行赔偿为理由展开批判，表示不能承认协定。而且，韩国舆论受此引领，就韩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过于让步的姿态，进行严厉批判。
此外，在协定当中虽没有明确规定，要搬迁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韩国国内的看法对此表示强烈不能容忍。相反，可以预想日本国内会批判韩国不搬迁少女像，是“违反协定”的意见。还有，韩国在4月的国会选举中，在野党开始占有多数议席，在野党均对协定以及搬迁少女像表示批判态度。朴槿惠政府进入任期后半段，影响力在锐减中，是否能搬迁该少女像，鉴于韩国国内局势不容乐观，着手搬迁少女像的时机并不成熟。
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中侵害女性人权的普遍问题。但是，韩国社会将此问题定位在“日本”对“韩国”的两国间的历史问题上。其逻辑是“韩国受害者向国际社会申诉加害者日本的不道德”。而且，由于韩国的发展，伴随“纵向”的日韩关系变成“横向”的关系，因为有这个倾向，就越发推动韩国向国际社会申诉日本。对此，在日本一直抗议“这是韩国不改‘反日’态度，在贬低日本”。
在此意义上，围绕慰安妇的历史认识问题，日韩两国就孰是孰非，在国际社会展开互相竞争的“历史战”。该“历史战”的加害方和受害方十分明确，因此受害方的韩国基本上占据主动和有利地位。日本越是强调慰安妇“狭义上不是强制的”的歪理，不仅是韩国，国际社会也会剑指日本进行批判。但是，有了政府间的协定，就不能永久保证韩国处于有利的状况。因为在韩国国内认为“应该收起矛头”的意见也越来越多。
原本，是否应该将慰安妇问题定位在“历史战”的胜负上就存在疑问。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受害者的人权和名誉如何恢复。为此，就这个问题，主要靠日韩两国政府和社会如何协力采取措施。没有良好的日韩关系，慰安妇问题也无从解决。尽管如此，目前围绕慰安妇问题的摩擦，更加提升了日韩两国之间的对立，使两国很困难维持良好关系。
韩国如果废除政府间协定，可想而知日本的舆论就会认为“不论如何向韩国让步都没用。韩国不遵守约定。如果这样，就没有必要让步。”结果，这样就会致使日韩关系进一步恶化。当然，这是日方的主张，也会有反对意见主张应该“伸张正义”。但若是如此，至今精心打造的日韩关系，难保功亏一篑。
废除政府间协定究竟是明智的选择吗？应该充分活用政府间协定，在进一步发展日韩关系之中，更加积极地推动慰安妇问题的解决。继而应该将政府间协定定位为出发点，集结日韩两国的智慧，选择活用“和解、治愈财团”这个成果。
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