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机会看到什么文章书籍，能够呈现出美国人对于中国或南中国海议题的内心感受，而不仅是分析说理，所以当我读到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新著《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Easternis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Asian Century），就很对其中的一些段落大感惊奇，觉得非常新奇，且受益良多。
拉赫曼曾任《经济学人》的亚洲特派员，现在是《金融时报》首席外交评论员。他的背景经历，使他能够访问到许多重量级政治人物与学者，包括曾多次会见习近平。他形容会见的过程，彷彿回到了天朝上国的过往。
2013年11月，拉赫曼与英国前首相布朗（Gordon Bn）、意大利前总理蒙提（Mario Monti），以及众多身家以十亿美元计的大富豪，到北京拜会习近平，结果也是在人民大会堂排队等候习近平的到来。
同行的著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与习近平握手之后，夸张的叹着气说：“我碰到他了。”
习近平向来宾阐述了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正在伟大复兴，但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拉赫曼采访多位中国学者后，大概得到了中国渴望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结论，接着就处理美国与其他国家将如何面对此一局势的问题。
他访问了可能在希拉莉当选总统后，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坎贝尔是《金融时报》的专栏“转向亚洲”的执笔者，指出转向亚洲政策无非以中国为重心，但“大多数资深外交政策制定者都仍在‘中国第一’的阵营”。但考虑中国，并非就是与中国为友。事实上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美国政府愈来愈将中国视为对手而非伙伴。
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11月的北京之行，就让奥巴马对中国幻灭。从北京返国后一周，奥巴马在白宫接见印度的访问团，就一直谈到中国，并且表现出颇多不满。2009年12月的气候大会上，奥巴马发现他被中国所主导的，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的集团孤立。
2010年中，美国声称在南中国海维护国际法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直接挑战中国。美中之间对立的增加，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战略专家怀特教授（Hugh White）在2012年写下《中国选择》（The China Choice）一书，指出美国的政策最终可能将引爆战争。美国著名中国专家蓝普顿（David Lampton）也认为美国应反思其“在太平洋的首要地位”的外交政策，但在美国外交圈几乎是杳不可闻。
虽然转向亚洲的希拉莉、坎贝尔等，在奥巴马的第二任纷纷卸任，而新任的国务卿克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都更关注中东与非洲，但美中两国关系也没有转好。2014年5月奥巴马访问东京，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的涵盖范围包括钓鱼岛。一位美国“总统的亲近幕僚”告诉拉赫曼“这是对中国比中指”。拉赫曼也就美国此举询问坎贝尔，他表示“如果我们从这个点退让，我不确定中国是否也会让步”。
中美“八成竞争两成合作”
在激烈的安全竞争下，一位白宫官员对拉赫曼说，两国关系目前“八成是竞争、两成是合作”，这位官员则在拉赫曼的询问下，再次确认了此一说法。所谓的“马六甲困局”也绝不是中国军人的胡思乱想，一位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告诉拉赫曼：“假如战争开打了，那儿就是我们搞定他们的地方”。美国将封锁马六甲海峡，以窒息中国的经济。
美国若要做到此点，少不了新加坡的帮助，但美国官员对于新加坡的支持力度其实不满，一位美国官员在2014年告诉拉赫曼，新加坡官员“谈起话来，好像认为中国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乃无可避免”，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如此盘算。东南亚国家若果真如此，则“五国联防演习国家”之一的澳大利亚就将势单力孤。澳洲的怀特也是基于同样的判断，才觉得美国的转向亚洲对区域稳定有害。
坎贝尔与怀特，在1990年代就因为执行美澳两军的加强合作计划而熟识。由于怀特成为美国转向亚洲政策的强烈批评者，因此让坎贝尔产生“深刻的背叛”之感。但是怀特在澳洲并不孤单，现任澳洲总理特恩布尔也曾撰文支持怀特《中国选择》一书的观点，至于欢迎美国重视亚太的澳洲外交界人士，则对美国雷声大、雨点小抱怨连连。
美国地位下降的判断，也必然已经进入印度的决策圈。印度总理莫迪任命的首席经济顾问苏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还在美国工作时，就曾撰有《日蚀》（Eclipse）一书，描绘了美国总统向来自中国的国际货币基金主席请求援助的场景。拉赫曼表示，这本书过于直白的“衰退论”，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憎恶。他也发现，印度人现在认为印度已经开始了赶超中国之路，而他自己也不排除到世纪中叶，印度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的可能。
在走遍全球之后，拉赫曼的结论是美国不能掉头就走，不负责任的把东亚留给中国。但是他也不认为两国就得走向冲突，而是希望各国能够在诸多议题寻求共识。他的此种论点，从怀特看来就不免过于天真且不负责任。怀特的《中国选择》向人们描绘了通向核大战的美中冲突场景，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拉赫曼自己采访过程中，就应当能从美国官员的口中的得到的结论。
能够被主要国家接受的替代方案就是联合国机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球的共治。没有五大国的合作，这个世界就不免陷入混乱。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至尊”地位，使它抛弃了大国合作，硬是要推进“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这才是当前世界的根本问题。
拉赫曼在书中也探讨了国际制度，一方面担心西方滥用权力使机制破毁，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国际制度与生活方式作为抵御“东方化”的堡垒。其实公正是每个文明的期望，他在此有把东方给“东方化”之嫌，可说是本书的些许遗憾。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