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并表决，辽宁省人大在2013年选举产生的6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5名因为拉票贿选而当选无效。不仅如此，有523名省人大代表涉案并可能被罢免，超过半数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存在贿选问题。换句话说，辽宁省人大无法按照法律程序召开常委会会议，等于全省政治运转为此停摆或瘫痪。
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政治丑闻，揭示中国一系列值得深思的政治改革问题。首先，此案为什么会发生在辽宁？这仅仅是孤案，还是其他省份也可能有类似问题？其次，贿选代表几乎清一色都来自企业界，为什么都是企业家热衷于政治？还是只有他们有实力参与“金钱政治”？最后，此案是否会成为重要的催化剂，并推动中国政治改革？
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下行，特别是实体经济遭受重创。许多获利机会都同政府有关，其背后是各级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巨大投资计划。想要“分一杯羹”的企业，就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成为“内部人”，并参与政治利益分配。辽宁省属于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过去曾经风光一时。但是随着大批国有企业倒闭或改制，辽宁经济发展每况愈下，社会发展也受牵连。不仅辽宁，东北三省都出现了经济凋敝和人口净流出的迹象，需要中央政府通过振兴东北等庞大计划“输血”刺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的发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辽宁会出现贿选事件。就在两年前，湖南省衡阳市人大代表集体贿选，让该市政治运转停摆。这些有组织和成建制的集团化操作，反映了令人担忧的深层次问题，即地方政治可能被利益集团所绑架乃至把控。除了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地震以外，各地频繁发生的人大代表贿选案，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实行间接民主制，人大代表逐级选举，但又不允许候选人公开竞选。这种畸形的选举制度设计，加之不可避免的暗箱操作，使选民丧失了选举热情。绝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和了解候选人，即便选上了也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等于选谁都一样。因此选民往往是被动式地投票，选举质量不高，并容易被操控。
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反映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企业经理人如此热衷于同政治“沾亲带故”。企业争做“红顶商人”，实际上说明了它有利可图。为了避免被地方政府“掠夺”或盘剥，许多企业想方设法同地方官员建立私人关系，或者通过人大或政协代表的身份，获得政治光环和尚方宝剑。政治关联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并尤其表现在政府控制和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的领域。虽然中国政府期望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此事表明，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者说政治和政府对市场制度的干预仍然是主导性的。
如果市场经济体制运转良好，企业专注于行业竞争，就不应出现如此多的政企关联。但是，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越来越渴望同政府建立关系。在1990年代初，只有不到三成的上市公司聘用卸任官员担任经理人。但是到了2000年代末，这一比例超过了六成。为了规避运营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企业心甘情愿地投资政治。越是市场化程度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企业越愿意得到政府支持。最近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显示，企业不仅满足于同地方政府“勾肩搭背”，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攀高枝”，同中央政府建立稳固持久的政治联系。这是因为地方政治的稳定性不足，且跨区域辐射力不够。为了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侵扰，企业更期望获得中央政府的政治庇护，藉此获得投资机会、优惠政策并规避经营风险。中国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波折和不确定性，使企业不得不押宝政治，而这显然是不健康的导向。
人大代表被企业经理人把持，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吊诡的反讽。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到头来却是资本家“当家作主”。更加重要的是，辽宁全省的人大代表等于“一锅端”，这次政治地震极大地挑战了地方执政基础。作为“橡皮图章”的人大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对此普通民众早已司空见惯。但是，此事仍然可能激起人们的质疑和不满，并使政府的执政合法性遭到重创。需要肯定的是，中央政府对此案并没有“捂盖子”或试图包庇，而是公开披露此事，这表明了很大的政治进步。与此同时，此案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将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真正建立为民而治和还政于民的政治架构和运行机制。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