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宣布将角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引起许多热议。然而，事实摆在眼前，如何面对俨然已经成为区域霸主的中国，还是对印尼外交政策的最严峻考验。
在中国同东南亚的交往中，“和平崛起”和“魅力攻势”的说法早已过时。即使是“双赢合作”听起来也是空洞的。最近，就区域对南中国海课题的合理关注一事，我们目睹了中国国家媒体如何欺负新加坡。
中国故意挑起亚细安成员国的不和，损害亚细安的团结和核心地位的做法也很难再视而不见。此外，尽管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动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自由航行巡逻），中国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程序，包括仲裁庭7月12日宣布的裁决，对一个区域框架的形成却有长期的破坏性影响。
还有，中国对印尼在纳土纳群岛主权的侵犯，已经不能再被当成“孤立事件”。只要北京继续宣称在印尼的部分海域拥有“历史性捕鱼权”，印尼的海域便将继续受到威胁。
尽管如此，雅加达似乎不能或不愿意采取行动。
在南中国海课题上，一些观察家相信印尼已经决定了其立场：寻求战略自主并维持“诚实中介人和非主权声索国”角色。这种两面下注（hedging）策略的最大问题，是它基本上是一种“逃避”——没有显示任何领导力，也不会促使北京重新进行考量。
不要忘记，在国际政治上，感观比现实重要。而佐科总统领导的印尼政府被视为不愿意承担领导角色，只关心狭隘的本土发展日程，甚至为了同中国的更好关系而愿意牺牲亚细安。
扭转这些看法的一个途径，是制定并公开执行一个建立在一致、平衡和独立这三个原则上的中国政策。
要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立场，意味着雅加达必须先整顿外交部，并邀请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国防部和渔业部、海军及海岸警卫队（关系到纳土纳群岛和南中国海）参与。
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成立一个有行政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直接向总统负责，将扮演信息中心和为总统提供政策建议的角色。
简而言之，同北京交往需要一个中心来协调各部门的行动。对印尼来说，中国政策是重大的考验，不能只交由外交官处理。
一个平衡的外交政策或等距离外交，意味着印尼不会在大国之间选边站，也会全力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雅加达应该继续深化同北京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然，这不应该损害印尼和其他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雅加达也应该认识到，在印尼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上，印尼更需要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
今年一项名为“印尼－中国21世纪经济关系：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显示，中国从和印尼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中得到更多好处。这基本上是因为中国在更多的商品（77%，主要是制成品）享有相对优势。
印尼向中国出口最多的主要是天然资源（矿产品出口在2010年的总额是582亿美元，占总出口的41.4%）。因此，研究认为，担心印尼若为了捍卫纳土纳群岛主权、海洋法公约、甚至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亚细安成员国一同站起来面对中国，可能受到中国的“经济压迫”的恐惧是不必要的。
要维持平衡的中国政策，印尼也必须更认真看待自身在区域的领导角色，而不是在亚细安会议中于最后关头才大力推动。雅加达如果认为多边主义是最好的方式，那就大力支持并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如果多边主义对维护我们的利益来说太麻烦，那就需要一个更灵活的地缘政治战略——一个不依赖华盛顿和北京恩惠，把重点放在其他区域国家如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战略。
最后，独立的中国政策意味着什么时候和如何制定坚定、积极主动和平衡的外交政策，应该由国家利益，而不是一些政治精英的个人利益决定。
不过，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对政策独立性的“外部干预”有时候是通过国内政治，以“走后门”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在中国政策上，国内政治取代了地缘政治考量。
当然，政策的独立性也意味着必须去除官僚集体思维，放弃让我们得到短期灵活性但却长期停滞不前的没有实质的立场（比如非主权声索国）。整体来说，加强印尼海域的管理和更具伸缩性的外交决策，将有利于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独立性。
作者是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10月12日《雅加达邮报》。叶琦保节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