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回中国去！”


《纽约时报》记者罗明瀚（Michael Luo）的遭遇在社交网络上引起海量的共鸣和同情。事情就这么简单：罗明瀚和他的家人朋友从教堂出来，走在曼哈顿东区的路上，这是他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但居然有一位“穿着一件很好的雨衣的妇女”对他高喊，“滚回你那该死的国家去”。


罗明瀚所受到的侮辱，当然因为他不是一位白人。即便这位父母“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又到美国念了研究生”，自己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举世闻名的《纽约时报》任职，“算是人们口中的模范少数族裔”。但至少现在看来，这些从接受教育到社会阶层的优势，都根本无法弥补他生活在这个白人统治国家中的肤色问题。


Integration（融入），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很喜欢挂在口中的一个名词，不可否认，也是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一个努力的目标。许许多多的华人移民家庭，用牺牲一代人的精神来希望下一代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找到体面的工作，以便“融入”他们所移民的社会。然而，那些长袖善舞的政客，尤其是右翼人士，总是在他们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跳出来，指责某些外来者并未真正融入社会，或者咬定这个社会出现移民融入的问题。于是，对于大多数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作者，他们得出了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那些到了他们国家的移民又不愿意融入他们生活所导致。


可是， 这个理由无法在罗明瀚身上找到得体的解释，至少美国人很难指责一位《纽约时报》的都市版副主编，因他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被侮辱。


罗明瀚的境遇遭到大量关注，除了得益于他的工作身份外，也许还因为纽约在世人眼里，长久以来是全球最开放的城市，各种文化良好结合的典范。而在我所生活的巴黎，“滚回你那该死的国家去”已经是一个连媒体都提不起兴致，缺乏新鲜感的话题。


在罗明瀚爆出他的不幸遭遇之前，我已经不厌其烦地向众多法国人谈起我的经历，当然，其中有不少我的记者同行们。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表示出诧异，接着为他们的下流同胞的言论向我表示道歉。然后，当然没有然后了。


就像在几年前，当第一次有法国人对我喊：“滚回你的国家去。”我还相当执着地去警察局报警。在做笔录的时候，接待我的警员很同情地表示，他并不能给我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案。


很多人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建议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那些话当作笑话，忘记它。但即便是给我这个方案的人，也都明白，这并非是一个办法。


时间往后一点，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会见了与我一样在《世界报》集团工作的慕斯达哈·凯索（Mustapha Kessous）。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将他们从阿尔及利亚带到法国中部城市里昂生活，为了更让孩子最大限度地融入法国社会，慕斯达哈的母亲坚持让一家人住在城里的好地区，并让孩子接受法国的高等教育。


慕斯达哈最终进入法国最负盛名的媒体《世界报》做记者，但这并没有免去他的记者生涯中，遭遇难以计数被歧视的情况，因为他的肤色，他的名字，以致在采访中在生活中被质疑，被侮辱。他认为，政界在这里需要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正是右派和极右派的立场让种族歧视言论不再被视为可耻。


随着全球反恐形势的严峻，极右势力利用人们对安全的担忧，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而以移民打击移民，是极右翼的最拿手的手段。8月7日，在巴黎郊区的欧贝赫维利耶区（Aubervilliers）发生的华人移民张朝林被暴力抢劫致死的事件中，法国极右派党国家阵线党的众多成员在我的推特下留言，他们表示赞赏华人移民在法国的融入度，但他们的目的并非抨击暴力，而是大肆攻击穆斯林和非洲移民。


当我与法国最著名的亚洲裔演员周本雄（Frederique Chau）交换这个问题时，这位在六个月大的时候抵达法国的华裔指出：这是极右翼的一贯做法，他们想借用华人去攻击其他移民。


令人遗憾的是，不少华人移民陷入极右翼编织的圈套。在社交网络上，一些在法国生活的华人表示，他们将在下一届大选中投票给极右翼，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极右才能关上移民的大门，结束所谓的“政治正确”立场，保障社会安全。


但他们忘记了，若干年前，正是法国社会本着包容的心态，他们才得以移民或者留学在这里，他们本身就是“政治正确”的受益者。而让“滚回你的国家”去这样的仇恨言论，变成很多法国人能够不带羞耻地发出的口头禅，正是骨子里仇视外族人的极右翼扩张的结局。


在罗明瀚事件后，如入长江之水般的社交网络评论中，我看到我一位在纽约短居的新闻学院校友写到：其实歧视无处不在，在中国也一样。虽然是同胞，城里的看不起乡下的，有钱人看不起没钱的，官大的看不起官小的，互相倾轧得更狠。


只是，不同的是：没钱的有希望成为有钱人，乡下的可以进入城里生活，官小的一天也能升迁成官大的。但是， 罗明瀚，这位从学历到事业都身处主流社会的华人， 他唯一做不到的是，改变他的肤色。这也是discrimination和racism的区别，而后者，是任何一个国家极右翼的擅长。


作者是法国《世界报》集团


《国际邮报》记者


就像在几年前，当第一次有法国人对我喊：“滚回你的国家去。”我还相当执着地去警察局报警。在做笔录的时候，接待我的警员很同情地表示，他并不能给我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