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首播《大国崛起》。该影集是一部12集的电视纪录片,每集约50分钟,除探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


影集製作的主因是冷战结束后弥漫于国际政学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挑战者”等论述导致中国必须解决“崛起困境”。


10年过去了,中国的“崛起困境”解决了吗?有些早被“事实”解决了。例如有人从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预测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外交,《经济学人》甚至戏谑地将Beijing(北京)和jingoism(侵略主义)合并成为Beijingoism,还将其纳入专文标题(The challenge to Beijingoism),显见该影集中大国之一的英国相当关注中国是否“国强必霸”。


2015年10月习近平访英不仅接受女王款待更下榻白金汉宫,双边“黄金时代”关系的开展,显示中国的“崛起困境”应该是大部分解决了。若从2016年香山安全论坛主题“加强安全对话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观之,10年来的国际局势发展应该足以让西方意识到“旧秩序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是与中国接触共同设计新秩序的时候了。”


以下从国际关系上的“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解析中国如何化解其“崛起困境”。该理论认为“被单一霸权国家所掌控的权力结构最有利于国际建制的发展,而此一建制的规则相对较精准地且较广泛地被遵循……而国际体系之稳定则有赖霸权国家以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s)的方式维系。”10年来美中国际地位的消长,相当程度取决于双方提供“公共财”的多寡。


贸易“公共财”


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后,美国前财政部长欧尼尔(Paul O’Neill)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纾困计划的嫌恶,国际货币基金(IMF)首席副主任克鲁格(Anne Krueger)甚至认为阿根廷应宣布破产。美国对阿根廷的冷漠态度最大的影响,是拉美国家开始怀疑近20年来一直奉行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积极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胎死腹中。


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开始学习适应国际经贸体系规则。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重新定调对中国政策,说白了就是期待中国能分摊“公共财”的支出。


2006年7月世贸组织主导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谈判失败,其影响不只是全球贸易板块的重新组合,更反映美国从追求“绝对利得”(absolute gains)的“善霸”(benign hegemon)转变为追求“相对利得”(relative gains)的“恶霸”(predatory hegemon)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曾露骨地抨击:“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奥巴马上台后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继2011年11月宣布增派澳洲驻军后,又于2015年11月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但国际媒体对TPP的形容以负面居多,如风中残烛、胎死腹中。相对而言,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似乎已成国际经贸新的“公共财”。难怪佐立克最近承认“美国正变得不再受人尊重,其在二战后帮助创建的国际秩序也在瓦解。”


金融“公共财”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货币,不仅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权地位的象征,更是为全球提供“公共财”的里程碑。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圆及英镑一起纳入SDR货币篮子,是自从1999年发行欧元后,首度有新的货币加入。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但发展中经济体前景乐观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中国是其中典型代表。


获得官方储备货币地位是中国多年来努力满足IMF标准的成果。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已使人民币计价交易从细流变为洪流:目前中国三分之一的跨境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认为,人民币加入SDR是“伟大航程上的新起点”。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虽仍漫长,但“入篮”是对人民币全球角色的重大确认。这些成果大部分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中国力量、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


中国提供的另一项金融公共财,是2015年领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57个成员国包括《大国崛起》中的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葡萄牙,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政经实力已可与世界银行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机构相抗衡。


今年,继加拿大于8月底申请亚投行后,秘鲁也在9月表达加入的意愿。此一发展印证了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接下来的七十年》(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 Years)一书中的观点:“美国正冒着受困于内部的政治僵局、丧失国际地位的风险……就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永远统治世界。”


9月2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日本发表演讲时指出,“亚洲乃至全世界所面对的最大改变是中国崛起”,他认为“每个国家——不分大小,都必须为中国崛起做出调整,而中国自身也必须为它在世界的新角色做出调整,并承担一个崛起强国的新责任。”


从“霸权稳定理论”看,十年来中国确实从《大国崛起》学习到相当的历史教训,但如何回应李显龙谈话的后半段,则有赖中国继续努力,毕竟真正的大国需有足够的软实力支撑才可长可久。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


国贸系教授兼


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虽仍漫长,但“入篮”是对人民币全球角色的重大确认。这些成果大部分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中国力量、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