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夜市面对各方面的竞争，似乎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有关当局”出手相助了。自我国开埠以来近200年的夜市的形成，发展壮大到目前的惨淡经营，都各有它特别的时代背景，生存的条件和理由。夜市兴衰的这个过程，似乎也与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经历过程有相似的地方。
话说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之后，为了在本地培养人才，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外，也希望在殖民地传播和“弘扬”大英帝国的文化，因此建议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学院”；不过他的这个建议，却要等到1823年才能够如愿。学院里的会员图书馆，辗转在1845年才成为开放给公众的“新加坡图书馆”，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了。
不过从“图书馆”进而变成“图书博物馆”，则还有一段小故事。殖民政府在1849年，把两枚柔佛天猛公在新加坡挖掘到而赠予的亚齐金币，摆在图书馆展览，吸引了好多人参观，才兴起了建“博物馆”的念头。终于在1874年，就在现在的维多利亚剧院，我们有了一所“莱佛士图书博物馆”；1887年，再搬到在史丹福的现址后，就一直以“博物和图书”的双重身份，存续到1955年。
博物馆的出现开始是一种机缘。那时刚好是一个欧洲各国对远东的风土民情，自然生物感到无比好奇的时代，其实大英博物馆也是在1881年成立开放。当时许多知名自然科学家如华莱士（Wallace）和达尔文等，到处收集动植物标本研究，以支持其“自然选择”，进化“天演论”等各种自然历史理论，所以标本的收集、交换和买卖自有其市场。莱佛士图书博物馆也就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了。
1955年以后是建国时期，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定，生活就业和经济发展是重点，迫切需要的是实用科学和工程科技，自然科学被打入冷宫，要不是学校安排学生活动，哪还会有人愿意花钱去看标本“死景”？1965年海峡时报的“读者之声”就用“寿终正寝”来形容博物馆了。
在社会环境巨变而保持不变的博物馆，就面对了像目前夜市经营者的困境了。结果十多万个珍贵标本，被迫在1972年从史丹福的栖身地搬到新加坡大学，后又被迫迁到南洋理工大学。1988年再回到国大娘家，一直到了2015年才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落脚处“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当然也要归功于目前社会对自然和环境保护意识的醒觉。
鉴于过去的经历，博物馆设立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管理基金，并与大学的研究课程挂钩，有了以“教育为本”的方向，就不必靠入门票来维持营运，可以确保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博物馆。
回头来看夜市，那基本上是一个商业盈利的模式。它的出现也是由于当时社会和民生的需要，才会“聚摊成市”。不过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消费习惯和需求不断在改变，再加上商业环境和日趋严峻的竞争，夜市的生存当然就受到挑战了。如果我们要把夜市做为“文化传统”而加以推广和保留成“永久夜市”，我们就先要分清什么是“文化传统”和“商业活动”。一旦决定了夜市的定位和特点，肯定了保留的价值，就不应该让夜市变成旅游项目，或纯粹由商业利益来决定它的前途。
要保留“文化传统”或许也可以仿效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方法，建立一个“夜市文化基金”会，基金会也可以与大学的商科研究挂钩，提高“夜市”的地位，提升会员的经营技能，深入了解社会环境对夜市的影响和应变，从商业和教育角度让夜市文化延续和传承。
不过从事文化活动并不是赚钱的事业，所以“永久夜市”经营者和商家会员，也不能以牟利为本。或许，如果夜市要以“传统文化”的新身份出现的话，夜市就要以“社会企业”的形式来经营了。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