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11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刊登了郑永年先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一文（以下称“郑文”），读后总觉得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地模糊处理“执政逻辑”的概念和相关论述，有些地方的“逻辑性”显得不那么强。兹说明如下。
第一，“执政逻辑”与“革命逻辑”。“执政逻辑”与“革命逻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郑文提到当年国共两党的成败根源，指出“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政治理念和思想。”“而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改变了人民主权的概念，使其能为多数人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民主的思想，动员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最终取得了政权。”
这里说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革命逻辑”战胜了国民党的“执政逻辑”，因为其时共产党处于在野的革命阶段，还未执政，谈不上所谓的“执政逻辑”，它充其量只是根据革命成功的需要，向“社会各阶层”提出一些“执政愿景”（下面会谈到）。
一般来说，“革命逻辑”比之“执政逻辑”，在内容上可能更讲究批判性和煽动性，而将心比心的客观性乃至有所担当的“责任性”就比较少。此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革命逻辑”并不一定导致和产生良好的“执政逻辑”（往往还相反）。
第二，“执政逻辑”与“执政实践”。中国共产党从“打天下”的逻辑转换到“治天下”的逻辑，才始有它的“执政逻辑”。但是，“执政逻辑”不是理论/宣传的逻辑，而是实践的逻辑。若要从历史的角度来严肃公正地评价一个政党的“执政逻辑”，并不能依据它的理论和宣传，或其它表面光鲜的东西，只能依据它的执政实践。
像上面说的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提出的许多“执政愿景”，许多仅停留在理论和宣传的层面，并没有“诚意”将它们转化为相应的实践活动，包括当时协商制定的“共同纲领”，当时在共产党所主办的报纸上，所鼓吹和承诺的大量有关“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内容，后来在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都被背弃了，变成了空头逻辑，当不得真。时至今日，许多在宪法甚至在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条款，在“执政实践”中也并未兑现和实行，实在无任何“逻辑”可言。
所以，如果实事求是地“观其行”，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来评判，无论是搞“人民公社”和“阶级斗争”，还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直到后来如郑文里所提到的“GDP主义”，以及难以收拾的腐败治国现象，郑文所概括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人民”两字，其内核是儒家哲学中的“人民”等，在逻辑上就很难成立。
另外，儒家治国学说的核心是对人民施行“仁政”，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执政逻辑”来说，即便在理论和宣传上，不说是背道而驰，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郑文说到，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法论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人民三者之间实现平衡——这倒是有些道理，说白了，不就是“维稳”嘛。
第三，“执政逻辑”与“执政危机”。郑文在结尾断言，就执政模式和执政逻辑而言，不管怎样，共产党都不会改变自身的发展逻辑，这很可能是事实，但是却不可以也无法将其推论为天经地义的信条；因为另一个郑文婉转触及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正面临巨大而严峻的执政危机。若结合起来分析，自然就要问，这样的执政危机是不是由其执政逻辑的内在矛盾引起的？如果继续以一成不变的态度和方式来把握执政方向，对“执政逻辑”不加以检讨和改变，也许非但不能有效消解执政危机，反而增加了使得它不断恶化的风险。
更有甚者，若是在“执政实践”上仍然罔顾人民的强烈诉求和根本利益，坚持信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愚民政策，试图通过高压管控信息、舆论和思想来整肃民心，甚至通过严厉抓捕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来营造恐惧气氛以儆效尤，那岂不更是本末倒置，丧失了“逻辑”？儒家倡导，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在今天依然是警钟长鸣。
郑文说，“治党只是起点，其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再次实现政治、经济和人民三者之间的平衡。”平心而论，一个执政已逾60年的政党，若仍然期望经过“整党”来提高“战斗力”，来强化和确保党天下的长久统治，如果不说这是幻想，也至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如果有一天固有的“执政逻辑”失败，遭殃的首先是广大人民。而且，现今的时代，没有任何成功的“革命逻辑”可供他们选择。天下兴亡，没有出路，老实说，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作者是退休的半导体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