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文
每个人都有深刻影响自己的多重身份认同。它们可以是宗教、国家、种族、部族或个人的，但绝对不可以等闲视之。在好友之间，你可以取笑他的身份认同，但也需要非常谨慎。
科技上的变革正冲击各地的阶级制度，也是人们对建立在阶级观念上的制度感到不满的原因。这是我们现在普遍所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过去，制度靠仪式、恐惧、神秘化、伪装甚至彻底的谎言来维持。然而，目前相机和麦克风普及，继续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那些伪装自己的人很快便会被识破，并在社交媒体上被嘲笑。
对脱欧的支持显示对布鲁塞尔（编按：欧盟总部）主宰一切的不满。一般人对日益复杂的机构已经完全没有好感。因此，脱欧的更大课题是欧盟这个结构本身。在内心深处，欧洲人还是对他们独特身份认同感到自豪的不同部落。
在美国，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显示人们对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稳定国家的制度广泛失去信任。良好的制度不容易改变或瓦解。首先要有一段创造性革新时期，即多年的政治动荡和不满情绪。要打破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
“碎片化”的情况比比皆是。当人才、资本和知识更具流动性时，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削弱了。数据革命让人类社会的权力重新分配。今天，好教师向学生学习；好家长向孩子学习。政治或企业领导人在行事时，再也不能认为只有他们才具备知识、智慧和道德权力。
不过，碎片化并没有造成混乱。碎片还是被更深层的身份认同连接起来。这些认同跨越政治边界、经济和文化领域，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网。我们智能手机上的应用就是这种网络的体现。不论是好是坏，人们和有类似身份认同和兴趣的人建立联系。在一起不再意味着一定会有互动。因为智能手机，地铁上的乘客各自埋头在自身的世界。忽视身边的人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有时候，即使一家人在饭桌上也是如此。
联系网的出现带来新的挑战。互联网让人们可以轻易地把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地。人们可以方便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互联网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也可以让我们的视野变得狭隘。对某些事物有浓厚兴趣的人，会获得更多和这些事物相关的信息，并被鼓励有同类嗜好的人建立联系。“自我激化”就是这样发生的。
要管制跨越国家司法权的联系网并不容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控制互联网。国际上的合作既困难，进展也缓慢。冷战期间，领导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是美国。今天，世界变得日益多极化，美国的领导力也让人质疑。超级强国的领导权是昂贵的，必须有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治理都变得更为复杂和更没有效力。
苏联帝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首个主要受害者。领导中心一崩溃，中欧和东欧国家纷纷独立。而苏联本身是由一些加盟共和国组成的。那些由较深层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新国家是稳定的，包括苏联这个核心本身。其他如南斯拉夫分裂了。即使是较小的国家如波黑，也不能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维系在一起。
一度视自己为唯一超级强国的美国，或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所说的新罗马，介入并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中东。九一一事件成为去除伊拉克的萨达姆的原因；而阿拉伯之春成了推翻利比亚强人卡达菲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原因。结果是一场大灾难。没有强大和残暴的统治者掌权，这些国家陷入了不同派系间的内战。
勿践踏深刻的身份认同
在利比亚，部族认同是最重要的，因此这也是冲突的主要原因。在没有独裁者的情况下，最能凝聚部族对抗共同敌人的是萨拉菲教派（Salafi Islam）。讽刺的是，从卡达菲的倒台获益最大的，是与西方为敌的卡伊达和伊斯兰国组织。
美国低估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内战，和外来势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干预。“蛋头先生摔跟头”也许是不能避免的。但如果我们知道蛋壳有多脆弱，我们可能可以让他不要摔得那么重。当然，这些都是事后孔明。
在东南亚，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践踏深刻的身份认同，不然只会自食其果。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在面对可能瓦解的情况下，相对平稳地过渡到现代民主是出乎意料的。如果出现内战，新加坡的和平肯定会受到威胁。东帝汶独立后，历届印尼总统皆显示了容纳亚齐人的智慧。我记得，当印尼前总统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访问新加坡时，我是侍从部长。他在车里告诉我，他希望达成一个协议，让亚齐人觉得他们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缅甸的族群问题由来已久。许多西方和穆斯林国家向翁山淑枝施加压力，要她解决若开邦（Rakhine State）的罗兴亚人（Rohingyas）问题。罗兴亚人的苦难迫切需要缓解，但这是棘手的政治问题。翁山淑枝必须先同其他占缅甸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数族群达成协议，才有可能解决罗兴亚人问题。当她父亲翁山将军于1947年和七个最重要的少数族群，在独立前夕签署《彬龙协定》（Panglong Agreement）时，“孟加拉人”（Bengalis）被承认为少数族群，但罗兴亚人却没有获得同样的待遇。另外，许多族群分布在横跨缅甸同孟加拉、印度、中国和泰国的边界地带，让族群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缅甸从一个军人政府顺利过渡到民选政府是个奇迹，没有亚细安的耐心支持和理解也不可能实现。目前需要的是经济发展，要不然族群问题就不能获得解决。翁山淑枝不久前访问中国时，北京同意扮演建设性角色。之前，在没有中国参与下尝试达成的协议都不成功。在中国的克钦族人口是缅甸的两倍，佤族人口则一样多。
亚细安是全球文化最多样化的区域。我们必须认识到和尊重这种多元性，并在接受这种多元性的基础上建立相关的制度，东南亚才能维持和平。我们应该相互发挥正面的影响，但永远不要把自己的意见或意愿，强加在彼此身上。
马来人把这个区域形容为“风下之地”。风向每六个月转变一次。这个区域不只在地理上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因此，东南亚沿岸地区的本能是维持开放和中立，欢迎和平地来到我们土地的各方。每一次中国引领的贸易兴盛时，都会给区域的王国和封邑带来繁荣。不过，19世纪协助造就现代新加坡的蓬勃中国贸易却有所不同。它是通过炮舰打开的，同时必须遵守西方的规则。期间，除了见风使舵的泰国，东南亚国家都被瓜分为殖民地。
21世纪的新中国贸易将回复到容许多样性的早期贸易模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是自愿性的，要加入也不需要改变自身的内部操作系统。就像互联网一样，接受一些类似TCP／IP的程序就可以参与。这正以宏大的规模开展，完全改变欧亚大陆的面貌。视中国为敌手的势力，对这样的发展感到不安。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担心受到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影响的印度也不积极。这些国家担心中国将在多方面主导一切。
中国若尝试以武力或威胁支配邻国，将以失败收场。邓小平曾说过，中国若尝试成为新霸主，其他国家应该连同中国人击败它。事实上，中国现在的做法，是利用其经济实力来争取朋友和发挥影响力。和中国友好的国家得到回报，和中国不太友好的国家，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不过，中国知道自己不能期待在东南亚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于2002年在金边签订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框架协定时便凸显了这一点。没有亚细安成员国希望与中国为敌。中国越是友好，美国、日本、印度和欧洲也越会被欢迎为我们的朋友，因为这赋予我们多元化。
新加坡命运系于东南亚
然而，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必须处理好。美国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挑拨中美相争，对亚细安国家来说是个危险游戏。相对于中美，亚细安成员国都是小国，只会成为它们在国际棋局的棋子，并在符合它们利益的时候被牺牲掉。今年初剑拔弩张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善，因为中国和其他四个声索国正进行建设性的沟通。中国数百年来同东南亚的长期接触，让它很了解亚细安的多元性，也会据此现实适当地调整其外交政策。
亚细安正逐渐向其人民灌输亚细安公民的意识。在亚细安成员国的外国使馆，亚细安旗和相关成员国的国旗一起飘扬。明年，亚细安将庆祝成立50周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组织一支亚细安足球队，在亚细安国家人民的欢呼下参加世界杯比赛。
新加坡的命运系于东南亚。我们位于亚细安的核心，也是亚细安成员国中最“亚细安化”的。亚细安的丰富多元性在新加坡得到体现。我们同其他九个成员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紧密相连。正因如此，新加坡一直大力提倡亚细安团结和整合。亚细安对所有大国都友善，为大国提供中立平台的角色难以取代。只要我们不选边站，所有大国都会祝福我们，并支持我们进行更深层的团结和融合。亚细安必须避免把个别亚细安国家与大国之间的双边问题“亚细安化”。除非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亚细安应该避免以整体的方式介入双边争议。以南中国海来说，确保航行自由关系到亚细安的利益，但亚细安却不应该在四个主权声索国和中国之间采取任何立场。亚细安也应该避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无可避免的竞争中选边站。
新加坡和亚细安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尽管离开内阁多年，因为目前在企业界的身份，我接触的亚细安朋友不断提醒我，新加坡在促进亚细安团结上的关键角色。
新加坡的“华族性”是我们在东南亚的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促使许多新加坡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日本军方在击败英国后屠杀许多年轻人。英国也因此不让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邦。李光耀说服东姑让新马合并，但新加坡又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同样的这种“华族性”，让我们继续以多种方式，同中国21世纪的崛起和东南亚华人的处境紧密相连。新加坡的“华族性”在这时候是一大优势，但也让我们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复杂。一名高级中国外交官曾告诉我，“中国人民和新加坡人民之间相互有许多好感”。但这种情感的反面是偶尔对彼此的分歧反应过激。多年前，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有一次对我说，他非常关注新中关系的恶化。我已忘记新中双边关系恶化的原因，但他的关注对我来说却是意外的惊喜。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印尼、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也同样牵涉许多复杂的情感。《马来亚铁道公司在新加坡土地发展协议要点》（POA）用了超过20年的时间解决，主要是因为分家为彼此造成的情感创伤，需要时间愈合。经过了51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民两国”。在一个群体里，要分辨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并不容易。对印尼领导人来说，他们有时候会产生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利用印尼在双边关系中获得更大利益的感觉。在印尼富商翁俊民传记的推介仪式上，我有幸受邀发表演讲。当时播放的视频同时显示了印尼国旗和中国国旗。对作者来说，身为华人和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对他同等重要。印尼华人和新加坡的联系与经济交织在一起，也让我们同印尼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尽管如此，新加坡和印尼还是紧密的伙伴。一带一路计划将让我们的关系，在未来数十年变得更为密切。
新加坡和印度的关系也源远流长，对我们和整个区域都会日渐有利。到205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经济体。我的一些印度朋友甚至把新加坡视为印度的一部分。事实上“Singapore”源自梵语（Sanskrit）中的“狮城”。
新加坡同穆斯林世界的联系，和我们同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最近，总统陈庆炎和在埃及的阿兹哈大学（Al Azhar University）修读宗教课程的新加坡学生的照片，显示我们和中东与穆斯林世界的紧密关系。一个铜板一定有两面，我们在赞颂这种关系的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受到中东动荡局势的影响，包括自杀式恐怖主义的威胁。
这些都意味着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和多变的。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够不去担心它。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对受到我们在教育、住屋、语言、文化、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多种身份认同所影响的政策的辩论。最新的例子是民选总统制。
在应对这些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紧张时，我们慢慢发展出自身文化，和具包容性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higher identity），并继续对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课题保持敏感。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多重身份认同。作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赞颂它。新加坡人必须宽宏和开放，接受和自己不同的人。这是有意义和值得捍卫的新加坡理念。事实上，这是世界迫切需要的理念。有这样的普遍吸引力，新加坡才是新加坡。
作者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本文节录自他于11月11日在拉惹勒南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叶琦保译。
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多重身份认同。作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赞颂它。新加坡人必须宽宏和开放，接受和自己不同的人。这是有意义和值得捍卫的新加坡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