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11月26日，传奇般的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也似乎带走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丝印记。卡斯特罗是谁？古巴大庄园主的后代，却成为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与实践的斗士。


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往往都拥有“奇里斯玛”式的超级个人魅力和领导力。笔者观看过美国电视媒体采访到几个曾参与支持了古巴革命的美国公民。当记者问及卡斯特罗的领袖魅力时，一位受访者仍抑制不住起伏的激情：“让我这么说吧，为了这个人，我将不惜自我牺牲！”卡斯特罗的著名战友，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的另一革命斗士切·格瓦拉，也毫无疑问是那个反叛时代的超级偶像。


但在历史的真实隧道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革命起义阶段的光芒四射，许多社会主义领袖在执政掌权之后，却遭遇“滑铁卢”。搞发展和建设必须促进拥有资本、市场、法治和稳定，必须争取全民各阶层（而非只是社会下层）的和谐、团结、合作。这种“回归中庸”却让一些超级理想主义者寝食难安。譬如格瓦拉就宁愿选择放弃高官厚禄，重新回到丛林里去搞武装斗争，以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而同时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则发动了“继续革命”，不惜把许多旧日战友打倒，把“红色江山”几乎推倒重来。卡斯特罗虽然在古巴推行了计划经济，一党专政，全民福利，反帝反美等传统社会主义方针政策，但一直难以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发达，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民主法治和个体创造力欠缺，国际上比较孤立无援等不利状态。


第一代社会主义领袖治国方针和实践遭遇的不利后果与发展困局，导致其后代领导人不得不对原有激进和僵化政策举措，作出重大调整变革。于是到了20世纪后期，历史目睹了中国在痛定思痛后率先改革开放，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越南和古巴等国也开始在国内推动市场经济，在国际上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并改善关系。朝鲜由于自觉安全环境特殊，政策方针调整幅度较小，但也因此难以摆脱严重困局。


从历史教训和社会哲学角度讲，20世纪确实振聋发愦。面对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众多不合理现象，譬如剥削、压迫、不公、特权、贫困、歧视等问题，有无理想完美的解决模式？或者什么是更加合理合法的解决之道？


为此人类曾做出了三种主要尝试：第一种手段是以恶制恶，即你弄出个制裁条约让我难过，那我让你更难过；我自己国土狭小，就攫取别人的生存空间。很明显，这是纳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逻辑和行径，其邪恶属性昭然若揭。第二种是“理想国”似的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的苏联，卡斯特罗的古巴，再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都沿循了这样的路径。这种理想主义的出发点虽然是以善代恶，但其根本误区，是把人类社会的复杂问题简单幼稚化了，导致其从指导思想和操作实践，都逐步偏离了客观的规律、人类的天性，及社会的和谐，以偏盖全，揠苗助长，最终导致巨大的悲剧和灾难。


第三种取向，源自于西方的民主法治社会，并在二战后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的共同努力实践下得以普及推广，其核心价值和原则包括了民主法治、自由市场经济和贸易、独立的司法审判系统、自由开放的媒体和言论空间、社会福利保障和经济统筹机制，以平衡传统资本主义的过度竞争；建立联合国等国际协商、协调与对话机构和机制，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等等。


上述三种取向的孰优孰劣，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实践发展历史中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人类文明的进步进化没有止境，告别了卡斯特罗和旧世纪，新世纪一定会在前面更奇妙地展开。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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