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日22点29分，古巴革命偶像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虽然公众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精神准备，毕竟老卡2006年后就因健康原因而退出政坛，并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世界各地的震动还是不小。
一如他生前要么被人恨要么被人爱，卡斯特罗的死讯同样分化了这个乱世：普京称赞其为俄罗斯“真诚可靠的朋友”；习近平在悼念这位亲密同志的逝世时不寻常地使用了“永垂不朽”一词；印度总理莫迪称其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希腊左翼政府总理齐普拉斯在推特上留言：“再见，司令官，直至人民彻底胜利！”；教宗方济各对卡斯特罗的去世深表悲痛；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卡斯特罗为“独一无二”的人物，而不久将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则指称其为“残酷的独裁者”；流亡的古巴人更是为宿敌的去世而欢呼雀跃，宣泄着仇恨者的情绪。
卡斯特罗留下争议性的一生
卡斯特罗在90高龄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主义不死”“物质匮乏”的古巴。
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任何一位与卡斯特罗有过交集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位古巴“最高领袖”的个人魅力，就如同他所代表的古巴革命一样：其光耀并未因主义或人性的缺失而黯淡。
卡斯特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德国前外长根舍曾对其作过这样的描述：“他犹如一座耸入21世纪的往日丰碑”。不错，菲德尔代表的那个时代似乎已成为过去，但他的理想却未必过时。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卡斯特罗掌握了古巴的命运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经历了11届美国总统。希望看到他死的人不少，美国中央情报局尝试了数百次，均无功而返，还反倒成就了卡斯特罗的“不朽”。他也见证了东西方多年的对峙冷战、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内讧、苏东集团的分崩离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强大崛起、美国几十年的封锁以及2006年他因病退居幕后以来古巴的逐渐调整和开放。
多少预言都指称卡斯特罗兄弟已穷途末日，正如有位著名的人权斗士每年都要重复的话那样：卡斯特罗的暴政已进入尾声，只是还不知道这尾声还将持续多久。最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古巴在非洲进行了军事冒险，经济发展也很糟糕，年轻的一代对前途感到渺茫，人民的个人自由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数以百万的古巴人对自己的偶像却依然忠贞不渝。
不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外交人士都试图解释这一匪夷所思的“卡斯特罗现象”，但似乎都不得要领，未能找到一个能说得清的答案。笔者认为，原因或许在于：喜欢他的人容易将他神化，痛恨他的人则又习惯将他妖魔化。其实，卡斯特罗既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创造了可以引以为豪的政绩（特别是国民教育和医疗方面），又为“极端革命必然导致极端政体”的魔圈提供了又一佐证。
卡斯特罗出身富裕家庭，法律专业毕业，还差一点成为职业棒球手。若不是为了拯救广大穷人摆脱殖民和独裁的统治，他本可以走一条容易得多的仕途。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兄弟的好友，他称卡斯特罗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但这位理想主义者也有嗜权、无羁、冷酷的一面：他从不与对手和持不同政见者妥协，谁背离革命政权前往迈阿密或马德里，谁就会被他斥骂为“蛀虫”。他在论及其政府对言论的限制时，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顺革命者，一切都可以；逆革命者，一切都不可以。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正义也就很难保证不会滑向非正义。
关于集权者与自己人民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个很难界定和理清的区域，同时也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话题。客观来说，由十多名丛林战士组成的“星星之火”，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点燃整个古巴乃至拉美大部分地区，这说明当地的旧统治者已失去人心。
既然如此，我们就很难将这些革命者说成是一群天生嗜血嗜权如命的极端分子，不，他们是一群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只是，革命的成功给他们个人以及新生政权戴上了胜者（圣者）的光环，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力源自人民，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所有言行始终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加上敌对势力的封锁和颠覆企图，他们开始迷信武力、暴力、监控和管制，从另一个方向将自己抬上了他们曾经拼死抗争的集权体制的顶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斯特罗的个人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20世纪的古巴历史。1953年夏，卡斯特罗在蒙卡达兵营暴动失败后不久被捕，如历史上许多造反派一样，卡斯特罗也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抨击巴蒂斯塔残酷和腐朽的独裁政权，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他提出改造古巴的建议与其说更具有革命色彩不如说更具改革色彩。最后，他留下了那句不朽名言：“审判我吧！这不说明什么。历史终将宣判我无罪！”
卡斯特罗被判长期监禁。可他一生中经常撞大运：两年后，他在当局的一次大赦中被提前释放出狱。如卡斯特罗推崇的19世纪古巴独立运动之父何塞·马蒂一样，卡斯特罗开始了流亡生涯。在墨西哥，他结识了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1956年11月25日，“格拉玛”号游艇在严重超载的情况下，将82名勇士运上古巴东部海岸。
这次行动的准备和执行充满失误，他们上岸后即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结果只有12人带着七只枪死里逃生，躲进马埃斯特腊山开展游击战。格瓦拉也从此由一位大夫变成了战士。毛泽东的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古巴革命中再次得到了应验。这些“大胡子们”在城市抵抗运动的配合下，在全国掀起了一波波革命浪潮。
由于古巴独裁政权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最终也放弃了对其的支持，巴蒂斯塔本人最后落荒而逃，革命势如破竹。卡斯特罗的胜利之师凯旋哈瓦那，民众的欢呼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年亲身经历这一切的英国驻古巴大使曾这样写道：在他眼里，卡斯特罗就是马蒂（古巴独立之父）、罗宾汉（英国传说中的草莽英雄）、加里波第（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和耶稣的混合体。
古巴的命运与苏联密切相连
1961年春，古巴流亡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和支持下试图在猪湾登陆。这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入侵事件，不仅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也强化了古巴革命不可战胜的神话，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哈瓦那与华盛顿的关系则日趋恶化，1962年2月，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实行制裁。
在当时冷战的大框架下，古巴政府为了生存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怀抱，在后来的中苏对抗中，卡斯特罗站在了莫斯科那边，从此，古巴的命运与苏联密切相连。
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差一点引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卡斯特罗力主赫鲁晓夫对肯尼迪采取强硬立场，甚至不惜对美先发制人，实施核打击，但赫鲁晓夫最后关头还是怂了。据说卡斯特罗得到消息后猛踢自己办公室的墙，大骂赫氏是个“娘们儿”。
有消息说，之后数月里，被称为“美食家”的他食欲不振，经常借白兰地和咖啡消愁。几十年后，老卡流露了对当年头号敌人肯尼迪的尊敬，承认肯尼迪是“一位非常有能力和尊严的对手”。
任何历史人物都难免受到他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卡斯特罗在自传中称自己一生都在致力于反对不公的斗争，但在他治下的古巴，不公却司空见惯；他为古巴的民族解放而战，却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未能摆脱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依赖。苏联强盛时，古巴充当反美的前哨战；苏联解体后，古巴成为一个突然间断奶的婴儿，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
造成古巴贫瘠的原因归纳起来讲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卡斯特罗错误的经济政策；第二也与美国常年封锁有关。平心而论，卡斯特罗其实并非天生的反美主义者。1940年，年仅14岁的卡斯特罗据说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一张美元纸币，因为“我还从未见过绿色的十美金纸币呢”。美国国务院给这位古巴少年写了回复，但没给他寄钱。
笔者不认为这段经历会对卡斯特罗长大后的反美立场产生影响，但他最后的确成了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不姓社，毋宁死”，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苏东解体后，卡斯特罗的胡子虽然愁白了，但他的立场依然坚定不移。他喊停刚刚启动的改革，政治自由更不用提。他越来越像个固执的老人，如同那位他喜欢的文学作品人物——孤独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一样：看不到世界的变化，对本国的困境似乎也视而不见。他依然滔滔不绝地狠批资本主义，而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却为积累资本而悄然变成红色旅游之地。
卡斯特罗2006年生病后再未回到政治舞台上来，两年后，弟弟劳尔正式成为古巴党政一把手，开始启动滞后已久的改革计划。2014年12月，古巴和美国同时宣布恢复邦交；2016年，奥巴马成为90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
面对这一切，卡斯特罗沉默了数日，然后撰文批评本国与宿敌美国的接近。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之后的日子里，他开始进行反思，承认输出革命的失败，因为“这个模式在古巴都未能最终成功”，据说他后来又收回了这些话，声称有人曲解了他的本意。
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这个岛国的那场革命，看似由一群“绿林好汉”和“草莽英雄”发起并完成，但它却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也改变了拉美的政治版图。面对古巴这只“蚂蚁”，美国这头“巨象”显得无计可施：封锁、暗杀、入侵等手段都用过了，可古巴在几近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然在那里顽强而悲壮地坚守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古巴像被施以了“时间冻结”魔法一般：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早已成为历史，中国也正在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化，而今日之古巴，却似乎依旧唱着过去的歌谣。
卡斯特罗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也带走了一种精神。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究竟会往何处去？这个问号恐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视线内。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